朝贡—册封：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外交规范(2)

　　“厚往薄来”——经济上的互利平等性

　　朝贡体制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表示政治臣属关系的形式，又是两国官方贸易的形式。即通过两国朝廷间的朝贡与回赠，交换两国的特产和物品，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就经济贸易上来说，是平等的互利关系，有时候碍于天朝面子，给的多于纳入的部分，“朝贡者悉依品级给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周边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不仅存在进贡的关系，而且产生了平等互惠的买卖关系，尽管这种商品贸易关系与现在国与国之间贸易相比仍不够成熟。朝贡尊奉“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的”原则。这种贸易从本质来说是互惠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宋代时，朝贡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远至波斯湾的勿巡，非洲之层檀。明朝时候，明太祖坚持“贡奉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的主张，“厚往薄来”往往给朝贡国家高于贡品的回赐。据记载，永乐十五年，“朝鲜国王李芳远勤修职贡，遣使赍敕及白金二千两、文绮表里二百匹……赐其妃文绮表里八十匹。”

　　带有鲜明的联盟外交特征

　　当成为朝贡体系的一员时，朝贡国有时依赖中国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有时依赖中国来制衡内部各派势力，带有鲜明的合纵连横的联盟外交特征。

　　南北朝时，北魏从军事战略出发，积极开展对东夷国家的外交活动，并对朝贡之国采用册封官爵和军爵制，力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把东夷国家纳入各自的军事联盟之内，以削弱对方的力量。而周边国家也积极开展与南北朝之间的联盟外交关系，试图获得中原王朝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为了防止与北魏关系的变化，在与北魏结盟的同时，开展‘越境外交’，又与南朝结盟，接受南朝的册封，借以牵制北魏。”唐玄宗时，因渤海国违背臣节，试图脱离朝贡体系，引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期间东北亚地区形成两大联盟，一是唐朝、新罗的联盟；一是渤海国和日本的联盟。唐和新罗有着朝贡册封关系，因而在唐渤战争中新罗完全站在唐朝一边，任其调遣。与此同时，由于唐与新罗联盟外交的缔结，致使新罗在对日交往中日趋强硬，甚至导致双方相互驱逐来使。另外，渤海国利用建立起来的渤日联盟来实现它的抱负，因此，在公元730年8月回访渤海的虫麻吕回到奈良，公元732年4月，日本国兵船三百，越海袭我(新罗)东边。又如宋徽宗时，为达“联丽抗辽”的联盟外交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如史书记载：“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

　　朝贡国之间外交地位的不平等性

　　就朝贡国之间的地位来说，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平等关系。中原王朝一般会依凭周边诸藩国间的政治臣属关系如何，来判断界定其国等位高下。唐开元、天宝年间，朝鲜半岛的新罗向唐朝提出以本国为大唐大藩而以渤海国为唐朝小藩的请求，引发“乾宁争长”事件(小藩国渤海国要求得到大藩新罗之上的席次)。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的外交礼仪待遇上的差异，反映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各国国力强弱和外交地位。诸藩国中的大藩往往把自己的华夷意识强加给小藩、弱藩，并力图使它臣服本国，大藩的大国意识与小藩的国际意识(事大主义意识)相合时形成藩望以及诸藩国外交地位上的差异。

　　总之，“朝贡—册封”秩序背景下的“天下”观念与中国视野下世界治理的理想有着某种切合，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含义中涵盖了治理所需的合法性来源和所依凭的手段。这种完备且饱满的“天下”思想，为区域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当前国际关系研究有必要加强对个人、跨国行为体的研究，特别是超越国家视界的区域性秩序研究。不可忽视的是，今天中国正在发展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中国也越发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不是重温古代“贡封秩序”下的大国之梦，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秩序与取得和谐经验。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