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不是“全部”就是“全无”

　　“ 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这位伯格曼眼中“当代最重要的导演”，在其不太长的一生—54岁，完成了两部短片和七部长片，部部堪称经典，自1962年《伊万的童年》荣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以来，塔可夫斯基电影中如梦似幻的诗意特质，以及全然原创的影像，令人屏息专注，可谓继承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传统。

　　他如何一步步达到如此高度？在陆续写成具有浓烈自传内涵的《雕刻时光》一书中，他披露了其重要作品的创作灵感、发展脉络、工作方法，并深入探讨影像创作的种种问题。在这本艺术证言里，我们看到这位艺术家在“一团时间”里雕刻生命，仿佛时间奔驰穿越镜头，烙印于画面之中。

　　“技术问题是小孩子的游戏，我们可以完全学到。但是独立、有价值的思考，却不像是学做某些东西，也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没有人能够被迫去挑起过分困难，甚至超乎能力的负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不是全部就是全无。

　　一个人去偷东西是为了以后永远不用偷，他仍然是个小偷；没有任何曾经背叛自己原则的人，能够与生命维持单纯的关系。因此，当一个电影创作者说，他首先要拍一部赚钱的电影，如此才有力量、财源拍摄自己梦想的电影时，这纯然是一种欺骗，甚至更糟，是一种自欺。他今后永远不会去拍他自己想拍的电影。”

　　这是塔可夫斯基牢固树立的艺术信条：内涵和良知先于技巧。这一信条不仅对电影工作者，对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也都是富有箴诫意义的。

　　近年来，我们满怀焦虑地不断发问：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几十年各领域没培养出更多杰出的一流人物？外部环境、文化学术制度、教育理念等当然要承担很大责任，但是，当我们把探寻的视角集中在文化工作者的精神或内心，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少了些塔可夫斯基那样的坚定果决，而多了些犹豫、“曲线救国”之类。比如，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初起，一些聪明敏捷之士跃跃欲试，下海之前抱持的想法是，等赚够钱再回来做学问，一般是一去不归，可能早就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优哉游哉，乐不思蜀，已耐不住做学问的寂寞了。个人如此，一些文化单位，比如学校、出版社等也打起金钱创收的主意，败坏了声誉。不禁让人感叹，有多少人为塔可夫斯基的话作了注脚！

　　何况，困扰我们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更具诱惑力的官位、名誉等等。

　　相比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文化教育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问题，无疑，需要更多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投身文化学术的创造工作中。透过历史，我们期望，在人们选定踏上文化学术的征途时，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那样，怀高远志向，勇不回头，那么，我们的文化学术各领域才会出现大批的一流人物。张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