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庄子

　　编者按：先秦诸子中，对中国人的审美悟性和文学趣味启发之大，莫过于庄子。他以汪洋恣肆、诡异多态的旷世文章，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审美空间、想象方式，以及自然的和方外的人生意象，形成了一个灵气荡漾的“庄周世界”。在国学热的影响下，我们看到了各种版本、各种角度的“庄子”解读，但庄子到底是何人，他又是如何产生这些思想的？杨义先生以此为切入点，并用先秦诸子发生学回答了这些问题。

　　庄子是谁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庄子

　　演讲人:杨义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出任该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十余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

　　阅　读　提　示

　　杨义先生的先秦诸子发生学

　　-杨义先生认为，研究先秦诸子着力点应该是它的发生学，即要探明诸子到底是谁、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来展开思想的，为什么把自己的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而从起源上通解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杨先生认为先秦诸子的本质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诸子是在充满动荡的大转型的时代，在应对国家、家族、个人的生存危机时，对中华民族和所属列国的出路与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和道义关怀，由此再印证天道、世道和人道；

　　第二，诸子是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智慧、最原始的民俗信仰，转化为思想。这些思想具有原型性、仪式化等特征。

　　-杨义指出，诸子发生学的研究必须掌握三个关键点:

　　第一，深入对先秦诸子生命的验证；

　　第二，深化对诸子的文本和多种材料，多种方法互证的文化DNA的解读；

　　第三，深化对现代大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根基的原创意识。以庄子为例，历来都认为庄子为宋地蒙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代，大致于楚悼王或肃王时，已成疏远贵族，离楚流亡。故庄子笔下，写楚人楚事，蕴含着乡国之思；庄子家族流亡至宋，未能融入，故庄子多见宋人朴拙之相。庄子在孤独中两度放飞思想，收获了“逍遥论”和“齐物论”，释放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和梦幻思维。庄子式的“广寓言”，充盈着草根人物和自然万物，实为林野气息的“庄周世界”。

　　宋人楚学之谜

　　对庄子的研究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子语类》卷一百廿五)。他认为，庄子是楚人，只有楚人才有这种怪异神奇的思想。但庄子却是宋人，他生长在蒙地。那么，一个宋国人为何有楚国的思想？近代刘师培先生写曾过一篇文章叫《南北文学不同论》，把老子、庄子，归为南方的学术，荀子、韩非归为北方的学术。并注明“老子为楚国苦县人”，“庄子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这就是朱自清称“庄子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国人”(《经典常谈·诸子第十》)的依据。这一点使我们有很多迷惑:宋国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楚国情结？庄子宋人楚学成为文化地理学上难以通解的谜。

　　我们去查《史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不显”——庄子不太显要，为什么？庄子在学脉上继承老聃，“老学”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前期文化思潮倾于黄老治世之学，这是一条外向的路线，在争辩如何治世中转入儒学；其后魏晋思潮则倾于老庄，在经学变玄中，走了一条内向的治心之学的路线。虽同属“老学”，但路径不同。拿西汉前期来说，庄学不显，司马谈《六家要旨》推崇道家无为无不为，精神专一，应物变化，以治天下，可以感受到他尊黄老而非尊老庄的消息。因此司马迁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于《老子韩非列传》，语焉不详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蒙是战国宋地，这是汉代学者的共识，汉人离战国不远，当不致于被后世的地理沿革弄走了眼神。梁惠王、齐宣王在位年代的上下限为公元前369年至前301年，这大概就是庄子活动的中心区域和年代。而漆园吏就是种漆和制漆作坊里面的小官吏。

　　由于《史记》没有记载清楚，我们一直以来也没有很用心，所以在庄子的祖宗脉络的问题上，两千年来都存在着三个谜。第一个是《史记》中也提到的，楚威王派使者去请庄周回楚国当大官，但庄子不愿意。他说你看见庙堂上牛吗，给它吃的好饲料，给它披着五颜六色的彩衣，但是要把它抓来宰了做祭祀的贡品的时候，它连当个野猪的资格都得不到。而再看我这个河沟里面那个乌龟呢，拖着尾巴在泥泞里面打滚，但是自由自在，你说我是当牛好，还是当乌龟好？派来的使者很明晰地说，你还是当乌龟吧，就回去了。对于一位“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草野人物，当时处在强国地位的楚国要他去做卿相，这是不可设想的。但这类故事在《庄子》书内外反复出现，尤其是经过太史公的选择而录入本传，是不能简单地看做空穴来风的。与庄子同时而好与士游的梁惠王、齐宣王并没有聘用庄子，唯独并无好客记载的楚威王派出专使去迎聘庄子，这表明庄子与楚的因缘深于齐、梁，也深于只给当个漆园吏的宋。不是说喜欢记述人物家世的《史记》没有直言庄子的祖脉吗？这则故事隐含着对庄子祖脉的不言之言。

　　第二个谜，庄子书非常有智慧，影响深远，于学无所不窥，但他的知识是哪来的？庄子是宋国的一个穷人，当时学在官府没有贵族的身份就没有受教育的条件。

　　第三个谜，庄子只是一个小小的漆园吏，有什么身份和资格去跟那些诸侯将相打交道呢？

　　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即便看《庄子》，也不知道是谁在说了。我们用先秦时代的家族制度和姓氏制度来考证，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能浮出水面，这样我们便能触摸到他的体温。

　　宋朝有一本书叫《通志》，它的氏族略里面有讲各种各样的姓是怎么来的。其中，讲以谥号为姓，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是卫康叔的后代。还有一条，在庄氏这条下面有个注，“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这可以看出，庄子是楚庄王的支系的一个疏远的贵族。

　　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200余年，相隔六七代以上，只能说是相当疏远的公族了。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向北扩张势力，曾破洛水附近的陆浑戎，观兵于周郊，问九鼎于周室。一些楚公族可能充实到新开拓的国土上。大概在庄子出生前20余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并且“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甚至降为平民耕于野。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射吴起并中悼王尸，被新即位的楚肃王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庄子的家族可能受牵连，避祸迁居宋国。

　　由于庄子家族被迫离开故土，所以，这个家族有着迁徙的精神底色，这就是《庄子》中鲜明的南方情结的深层心理原因。在《秋水》中，庄子由于受故人惠施无端怀疑要谋取其梁相地位，在国中搜查三日三夜，就向惠施讲了一则辛辣的寓言，其中说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至宋迁徙的踪迹。在《逍遥游》中，鲲鹏受斥鴳之讥，是有鸟图南，发于北冥而飞于南冥，这同样可以体验到庄子有一种南方情结和大迁徙情结，这可能无意识地隐含着他的家族的历史记忆。到这里，我们算是触摸到了庄子的体温。

　　家族流亡与地域体验的反差

　　由于庄子的精神之根在楚国，所以，他笔下的楚国自然便是一个神奇的、令人神往的地方。“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东晋张湛注冥灵为“木名也，生江南，以叶生为春，落叶为秋”。也就是说，在儒者以“五百年”为道统承续标志之时，庄子以“五百年”为自然生命荣衰的交替，用这个生命树标识一个恒远的时空，昭示庄子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在《庄子·应帝王》中，他给南海之帝取名为“儵”，给北海之帝取名为“忽”，同样带有庄子与楚文化之间的精神脐带。

　　庄氏家族离开楚国，由其苗裔在回忆中写楚，一种“月是故乡明”的意识使他笔下的楚人很神奇，大多都能悟道。《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传言是孔子亲历的“痀偻承蜩”(驼背者粘取蝉)的故事。痀瘘就是驼背的老人，用竹竿去抓蝉，竹竿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如果不掉，那么十有二三能粘下来；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十有七八能粘下来，如果五个都不掉下来，那么便能一粘一个。痀偻者的承蜩之道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这位能悟道的痀偻者便是楚人。

　　“匠石运斤”是庄子讲的一个楚国故事，楚国郢都有一位鼻尖沾了薄如苍蝇翅膀的一层白泥巴的人，让石工匠用板斧把它砍掉。石工匠运斧如风，只听见一阵风声，白泥巴被砍干净，鼻子没有受伤，郢人面不改容地站立着。鼻尖上沾了白泥巴的楚人，察人之深，楚国的石工匠，技艺高超，在这个只能靠想象来体验的故事中，庄子对于楚人的深情，不难体会。

　　然而当这类悟道故事旅行到宋国，我们发现，《庄子》中的宋人，大多数都很朴拙，甚至拙劣。最明显的莫过于“运斤成风”故事的后半部分，宋元君听说石工匠的技艺如此了得，就请来为自己表演砍削，石工匠敬谢不敏:“臣则尝能斵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楚国石工匠技艺高超，宋元君请石工匠来表演，显见得喜欢跟风，结果又被石工匠拒绝，两厢对照，楚石匠的机智，宋贵族的笨拙，清晰可见。

　　《庄子》既反感于宋国的封闭性，又对宋国势利之徒深恶痛绝。《列御寇》篇记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得车百乘返宋，嘲笑庄子穷处阨巷的落魄相，庄子则反讽他为吮痈舐痔者流，说是“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刻画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庄子为何对宋人如此反感呢？在《庄子》中，我们发现，庄子山行多见巨树狸雁，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家族流落到宋国，居处荒芜，身近自然，这就表明，庄子在宋国，是未能融入的客族，所以写宋人的时候便心存隔膜。如果进一步考释，就会发现宋人的愚拙与宋国政治的封闭性有关，梳理《左传》对列国政治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宋国始终是公族执政，不崇客卿。庄子在宋国担任着不合高士身份的“漆园吏”的卑职，大概与这种不崇客卿的封闭性有关。这种自持而排他的政治结构，也造成游动于列国的诸子对于宋人愚拙的反感，并不限于庄子一人，比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著名的“宋国故事”。

　　庄子在宋国，居于荒野之地，做了很多梦。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没有写梦，《道德经》五千个字，没有梦字。跟庄子同时代的孟子，也不写梦，《孟子》三万四千字，一个梦字也没有。《论语》有一个梦字，这就是孔子叹息没有梦见周公，他做的是政治梦，而庄子做的是生命体验的梦。庄子写了11个梦，他思考着，到底做梦的时候是真的呢？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是真的呢？这真实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到底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呢？庄子开了一个传统，用梦来体验生命。

　　草根人物与言意之辩

　　庄子文章来自水木丰茂、百物繁滋的林野，带有林野文章的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他可以随手拈来林野百物和民间异人的故事，引发哲性奇思。

　　《庄子》的林野风貌，与他多写草根人物有关。《庄子》常在草根人物身上，发现出人意表的深刻思想，如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取材于厨师，可见道生于草根。再如“轮扁斫轮”的寓言，说一位名叫扁的工匠在齐桓公的读书堂下修车轮，多嘴说齐桓公所读的“圣人之言”是“古人之糟魄(粕)”，惹怒了齐桓公，他解释说:“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人类的经验和智慧，书面失载的肯定远大于书面已载的，但已载的也不应全盘否认，多是按当时知识者价值观选择的值得记载的精华。庄子以一位行年七十老斫轮评议古人之糟粕，是以一个草根人物，一个民间实践者的体认，挑战书面写作者的话语权，是与“敬惜字纸”的立场相异的。

　　庄子还论道寓言引向草木虫鱼、自然万物。庄子书中写了很多植物和动物，简直是一个诗人诗化了的博物志。《庄子》中的树木，比比皆是。惠子嘲讽庄子之言“大而无用”，既像大葫芦那样薄而易碎，又像樗树(大臭椿)那样，树干臃肿不中绳墨，小枝卷曲不中规矩，长在路边，木匠不屑一顾。庄子反驳说，你担心大臭椿无用，但正因无用，才无斤斧之灾，这个观点，庄子再三表达。匠石见栎社树，径大十丈，荫蔽数千牛，因其疏脆易败，“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南伯子綦见大木，荫蔽处可以结驷千乘，因拳曲不成材，没有像其它杂木中道夭于斧斤，从而得终其天年。(《人间世》)庄子山行，见大木枝叶繁茂，伐木者因其“无所可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山木》)。游乎尘垢之外而超越世俗功利伦理的“无用而大用”的思想，是庄子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树木，犹如路标，引导我们进入庄子之道。

　　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则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像“猨狙衣以周公之服”，定会撕咬毁坏(《天运》)。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并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的繁盛的动物世界，既有鲲鹏、鵷鶵，也有斥鴳、鸠雀；既有虎豹狼狙，也有马牛龟蛇；既有螳螂井蛙，也有蝉蝶豕虱。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我们仿佛窥见一个流亡异邦的疏远贵族家庭的少年，孤身无伴地在街头看烧猪毛，在河边看鼹鼠喝水，在林间看螳螂捕蝉，兴致勃勃，充满敏感的好奇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由此养成他终生享有对自然万物洞察天机的感悟力和想象力，这是那些整年从宅门到学宫的少年不能拥有的精神状态。由于《庄子》涉及的动植物世界极为丰富，简直带有几分诗化和哲学化的博物志的意味，也就在先秦的智慧书中别具一格，需要人们用悟性、用通变的方法来读。

　　同样需要用悟性来读的，是《庄子》用与动物相关的捕鱼、捕兔作比喻的“言意之辨”:“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样说来，庄子用了那么多的人事和动植物著为寓言，他的内衷也不是要人们滞留在这些有关人事、动植物的言说上，而是要领略其形迹得其神髓，深入地把握这些“言”所寓之“意”。这正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那样，它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进行更深一层的超越性肯定。他的解构思维也在解构着自己，难道庄子也带着其“不可传”的精华同逝，而只留下“古人之糟粕”，连同他所表述的老斫轮的话？这种解构思维或否定思维可以剥离出的价值，就在于以批判精神放飞思想。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老、庄思想都属于楚风北煽，都发生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因而一脉相承。但他们又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处在文化结合部的不同位置。老子故里处在楚国东北边境，进入成周的礼与史文化中心后，又以出关写作的方法返朴悟道，其书带有深刻的辩证思想和谋略家的色彩。庄子却从楚国上层家族中流亡出来，落脚于中原小国的自然荒野，与草木禽兽为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在融入无所不在的道中追求高度精神自由，其书充溢着生命体验和文学情思。由于是流亡异国、身在林野的破落户，窥破了或参透了人间世态炎凉，“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便游戏前代名流以追求至人境界，又随手拈来身边的树木鱼鸟加以幻化，拈来畸人绝技加以夸饰，以成如钻石一般有多重折射功能的寓言，从而创造了“思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加上“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的“庄周世界”。对于典重务实的中国人而言，它展示的无限精神空间和不拘一格的想象，永远是滋润灵感的一股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