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文学期刊向何处去?也存在自恋的倾向？

　　编者按：

　　上月中旬，《中国作家》影视版创刊，加上2006年由文学月刊改为半月刊，增加纪实版，眼下，《中国作家》成为我国第一家系列文学旬刊，拥有了文学、纪实、影视三个版本。

　　随着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的迅速普及化，文学期刊已经不是人们获取新知和休闲的唯一手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近十年来不少文学杂志纷纷进行改革探索。《小说选刊》出增刊；《收获》杂志推出原创性的文学增刊“长篇专号·特大号”；《十月》出版增刊；《北京文学》全新改版，并创刊选刊版《中篇小说月报》；《小说家》转型为《小说月报原创版》……

　　假如时间退回到二十几年前，那时候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多么的风光啊。由“文革”以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时过境迁。进入20世纪末，文学期刊的读者越来越少，发行量急剧萎缩……有人说，这是因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即将寿终正寝。事实果真如此吗？

　　每一个媒体的诞生与存在都有着其特定的宗旨和理由，而它能否生存发展则无一例外地要看它是否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读者市场的需要。

　　近十几年来，文学杂志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的高度发达、读者阅读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文学杂志面对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局面，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

　　近二十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已逐渐丧失其往昔的魅力。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文学艺术的魅力本身，显然站不住脚，理由显而易见：少数老牌大型文学期刊一直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较高的发行量；选刊类文学期刊争先恐后争夺市场；图书市场的文学图书这些年来也一直红红火火，贾平凹、余秋雨、陆天明、张平、海岩、毕淑敏、刘震云，以及近年图书市场走红的李可（《杜拉拉升职记》作者）、六六（《蜗居》作者）、崔曼莉（《浮沉》作者）等等作家的作品也能一直热销……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多数文学杂志陷入十多年来的窘迫局面？这大概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刊物宗旨与市场脱节。传统的文学杂志办刊宗旨大都是为培植本地作家或为“繁荣文学创作”，这种宗旨在计划经济时代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有国家拨款养着，但养着的作家和刊物自然而然地慢慢形成了惰性，文学成了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奢侈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所谓的“繁荣文学创作”如果无视读者需要而一味孤芳自赏，“繁荣”从何而来？

　　其二，许多作家的创作远离现实、与读者(市场)脱节。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从肉体到心灵的阵痛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角色的转换，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搏、奔波，新的社会分配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教育、医疗、下岗、民工潮、腐败、治安等等社会热点难点现象的背后，读者却很难看到作家深切关注现实、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真正用情感与心血凝成的振聋发聩的作品。相反，许多作家热衷于个人化写作。然而在大众读者看来，你精心构筑的文学作品如果只纯粹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好了，干吗要读你的作品？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学期刊没有生存的压力，不管作家所发的作品是否能受到读者的认可，编辑只管送审编发就是了，编辑的选择往往只凭个人的好恶或作家的名气大小。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如今已不可逆转，刊物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面临竞争压力和生存困境的文学期刊如果再不将读者的因素放在首位，无疑将自取灭亡。所以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杂志应该是为读者办的，读者的认知度决定着文学杂志的生存。文学杂志当然要靠优秀的文学作品去赢得读者，优秀的作品哪里来？当然是作家，所以文学杂志还得依靠作家的支持，所不同的是文学杂志必须选择并依赖那些真正为大众写作、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而广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读者和作家们的叹息，中国当今许多的文学期刊几乎千刊一面，无非是小说、散文、诗歌三大块，而且缺乏精品力作，内容和面孔都陈腐得散发着霉气，大都让人提不起兴致、缺少阅读的欲望。然而就是这样的文学期刊样式，纯文学界的一些人却恋恋不舍，认为这样才像真正的纯文学期刊。这使我联想到当今一些读者的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是自恋的文学”。那么，当今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否也一定程度存在自恋的倾向呢？不得而知。

　　但我只知道，没有读者的文学绝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文学期刊的卖方市场早已由新时期初以作家、编辑为中心转向了如今的以读者为中心，即读者决定作家作品的印数、更决定文学刊物的生存。那种至今仍居高临下地蔑视读者，以不变应万变，固执地编辑那让人提不起兴致的刊物、写那故作高深却让人佶屈聱牙的文字的态度，注定要被市场和读者唾弃。

　　杨晓升（作者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