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为何屡遭诟病？

　　有两个情况颇令我国翻译工作者引以为荣。一是我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译官，而相对纯粹的文学翻译则始于佛典的传播；二是汉语作为相对独立的语言绵延数千年，其对外交流必得仰仗翻译。诚然，我国之所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国，首先是因为我们有拿来的需求，尤其是在现当代。反之，除却佛教传入所催生的玄奘们，古代东强西弱的事实又使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王子都成了向西方译介东方文化、推介“四大发明”的使者，马可·波罗就更不必说。

　　然而，需求的急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形，使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逐渐丧失神圣，沦为“多余”。这是问题的症结之一，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大悖论。一方面，交流使翻译成为不可或缺的桥梁；另一方面，正因为翻译无处不在，以至于外语教学、翻译机器等成为家常便饭。如是，译人们的心境也与以往不大相同。首先，翻译在科研和教育机构不算成果；其次，翻译酬金的千字标准几乎十年不变。于是，相对的“多余”和一定程度上的懈怠互相拖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今译人中再也找不出大手笔。放眼望去，孜孜于斯、汲汲于斯的仍不乏其人，只是林纾和傅雷式的相对风光以及朱生豪和季羡林式的相对寂寞，早已被当今译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沌状态所取代。

　　当前译界不乏把翻译当作赚钱营生、骗人工具之人，但仍然有令人欣慰的上佳译作，乃至堪称经典、传为美谈的译事。比如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历时十余载，情系两代人，其间赵国华和乃师金克木相继谢世，但最终由黄宝生先生担纲主译并完成统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正式出版并荣获首届政府出版奖。整个过程犹如一次文学长征，虽终成正果，但个中辛酸只有译者们自己知道。尽管这样的例子愈来愈少，但新世纪以来令我们记忆犹新的至少还有田德望先生耄耋之年译《神曲》等动人事迹。此外，年轻译人中同样不乏佼佼者，而且他们大都对翻译对象乃至相关语言文学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近几届鲁迅文学奖中的翻译桂冠便基本被中青年译人摘得，如黄燎宇（所译《雷曼先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许金龙（所译《别了，我的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等等。

　　但是，翻译问题多多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且不说市场经济、出版机制、评价体系、稿酬标准等客观原因带来的影响，因为这些原因固然重要，却并不关涉译事根本。这里想说的是译者的主观原因，尤其是翻译理念的混乱和基础研究的阙如，这是一般文学翻译中两个至为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首先，时至今日，文学翻译理论犹如文学理论早已是五花八门。从“信、达、雅”到“意译”或“直译”，再到“神似”或“形似”或“神形兼备”，乃至“化境”或“误读”之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根结底，翻译毕竟是将文本从一种文字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因此译者通晓两种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是最为基本的硬道理。而且，事实上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文学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其风格、意境甚至往往不是辞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原著风格、意境并尽可能使译文接近之？这便是其次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基础的案头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以暂且忘掉林林总总的翻译理念，却不可以不对原著作一番基础研究。

　　在此，不妨举例说明。第一个例子是较为遥远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在译者们的带领下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优柔寡断、郁郁寡欢的代名词。然而，英国莎学专家宝琳·基尔南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莎士比亚为迎合世风、招揽观众，在其悲剧中安插了大量逗人发笑的作料。而这些由文艺复兴推动的喜剧因素却未能在多数中译莎士比亚悲剧中体现出来。第二个例子是近在我们眼前的杨绛先生，她在翻译《小癞子》和《堂吉诃德》之前阅书无数；之中又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每天最多只译五六百字；之后则反复修改。而《小癞子》这个译名正是她遍索所有，从原本冗长的《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化来的。拉撒路是中世纪神学著作中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他不仅是个流浪汉，而且满头生疮。小拉撒路正是他在16世纪的一个化身。“小癞子”既形象又好记，具有明显的历史指涉，是文学翻译中难得的范例。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却也未见得层出不穷。

　　文学翻译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改变目前文学翻译良莠不齐的混乱状态，译者个人及相关政府部门、文教科研机构、出版界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包括相应的评价体系、准入制度，以及更好的奖励机制和批评范式的建立。因为后者的缺席无疑是导致粗制滥造的客观原因之一。

　　由于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也便有了“似”。而“形似”、“意似”、“神似”又往往难以兼顾。因此，翻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认真的译者知道个中艰辛。出于译事艰辛且无有穷境，我常玄想那样一种可能：后人在匡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并尽可能集众家之长以臻完善，却不是重建庙宇、再造金身或避之犹恐不及。当然，说明和注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便有猎美，乃至抄袭、剽窃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名著不但可以重译，而且应当重译。关键是原著只有一种，任何重译都应当以尽量接近这一种、这一个世界为目的，而非自我作古或片面强调寸长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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