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讲“理性”，就是讲科学

　　近来，“理性”一词不断见诸报端，如“理性地认识……”、“理性地处理……”、“理性地看待……”，这表明“理性”正在被重视。注重“理性”，是走向科学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讲“理性”，就是讲科学。在现代社会，应当提倡人们多来讲一点“理性”。

　　要讲“理性”，最起码的是要懂道理。怎样才能懂道理呢？中国有句话叫“知书达礼”。这“礼”是指“礼仪”，其实又何尝不是“道理”之“理”。好书一般是讲事物发展规律的，只有多读好书才能懂道理。现在，有些办事的不读书，怎能“达理”？别听人家说你什么“百忙”，什么“日理万机”的，即使是“千忙”、“万忙”，也是可以挤出时间来读书的。特别是对于某些干部来说，要变“拍马”为看书，变跑“部”前进为跑图书馆前进。只有多读书，多读好书，才能有比较，有鉴别，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不从。一知半解算不上“理性”。拿“一知半解”来处理问题，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不过，在批评不读书的倾向时，也要防止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或者是陷入了另一种倾向。在哲学史上，吃“唯理论”和“理性至上主义”的亏够厉害的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唯理论”的代表人物，片面夸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不通过经验而把握真理。再推论下去，他们在无法解释时便经过“天赋论”，进入了类似托马斯·阿奎那的所谓“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之中。这种“唯理论”和“理性至上主义”在批判“经验论”时起到一定作用，但一经夸大，就与“经验论”殊途同归。

　　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经过感性认识到达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然后运用这种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英国思想家F·培根早就提出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实际上，在认识过程中，总是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有感性，二者截然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理性认识阶段上，思维对事物的考察也要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才能获得关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知识。只讲统一，不讲多样，“上下一般粗”，是最方便的，但却是最无效益的。讲“理性”，就是要懂得事物的复杂性，明白事物的多样性，认识事物的艰巨性。

　　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感性冲动是有害的，事实上也有像德国J·席勒所讲的“理性冲动”。“理性冲动”离开时间、地点的变化，要求实现普遍、永恒、绝对的理性。殊不知，真理是具体的，是个过程，是不断发展的，按列宁的说法，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地接近”。请注意这里的“接近”二字和“没有止境”四个字，这正是列宁讲“理性”的表现。懂得了“接近”，懂得了“没有止境”，就会少犯绝对化的毛病，就不会动辄强加于人，不会搞什么“一言堂”，搞什么“一锤子定音”。对于广大干部来说，做实际工作，尤其是做群众工作，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做到通情达理，情理交融，不能只讲干巴巴的空道理。

　　哲学上的“理性冲动”，进到政治生活中就是教条主义。如今，全国各地到处在讲“学习型”。“学习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习“理性”，就是要懂得复杂性、多样性、艰巨性。现在，到处都在讲解放思想。要做到真正的解放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理性”，这里所要增强的“理性”，是那种能经得起实践反复检验的理性，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唯理性”，即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如果把重复教条称作“解放思想”，那我们就要来一个解放“解放思想”。

　　邓伟志（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