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入”到“深刻”
——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观察
王 晖
当前，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呈现出“见证与写实”的书写姿态，并且具备反思内省、忧患意识、社会责任、道义良知和人类关怀等基本特质。在这一类型的写作上，女性作家显得游刃有余、轻松自如，成为文坛一抹动人的亮色。插图/郭红松
“非虚构文学”写作其实并非某一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文学、文学回忆录、纪实性散文等在内的多种文体类型的集合，是一个与虚构文学并列的文学族群。
在现代中国，女性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承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冰莹、丁玲、陈学昭等左翼女作家创作了《新行军日记》、《田保霖》和《延安访问记》等非虚构文学作品，表现出关注社会、关注底层、关注中国的写作倾向和文化态度。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写作成为突出现象，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孟晓云、戴晴、李玲修、霍达、涵逸、杨绛等人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雁情》、《船长》、《祖国高于一切》等作品影响深远。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写作在《人民文学》杂志的高调倡导下又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界，一批女性作家的作品成为文坛的时尚话题，彰显出近年来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的鲜明印记。
“我在改变”：多维与多义
与上世纪90年代一些女性作家痴迷于私人化欲望写作或身体写作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的女性非虚构文学作家并没有将其写作引向“性”和“欲”的极端化宣泄，也没有极力凸显女性的性别本位意识，而是更倾向于选择刚性话语，使之成为文学介入社会、“私语”转变成公共话语的一种方式，以此来表达和证明女性观察、参与社会的超性别主体意识。
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话语扩张，它旨在突破女性写作的单一性和狭隘性，从关注自我和内心，走向关注社会与人生。
这首先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的聚焦、描述与思考，其中又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最为引人注目。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作者深入自己家乡所做的一次田野调查，作品对当下农村的教育缺失、村级组织的困境、留守妇女的“性福”危机、老年人养老、孝道与美德缺失等问题进行了生动再现，反思工业化和市场化给农村传统秩序和文化带来的种种冲击和畸变，表达出浓烈的“归乡”之情和寻求精神家园的深刻主题。
冷梦的《高西沟调查》针对农村生态保持，董江爱与魏荣汉合作的《昂贵的选票》、朱凌的《灰村纪事》描述农村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阮梅的《世纪之痛》直击农村留守儿童困境等，都从不同维度全方位揭示出当代至关重要的“三农”问题。
而梅洁的《大江北去》、长江的《矿难如麻》和《你，“澳抗阳性”吗？》、阮梅的《中国式拆迁》则分别揭示了移民、矿难、乙肝歧视和拆迁等重大社会问题。
其二是对重大事件的再现。朱玉、裘山山描述汶川大地震的《天堂上的云朵》、《巨灾对阵中国》、《亲历五月》和《重兵汶川》，孙晶岩再现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五环旗下的中国》和《珍藏世博》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三是以今人视点观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纪实。诸如王旭峰描述宁波四大家族变迁的《家国书》，舒云揭秘林彪事件的《噩梦“九一三”》等。
其四是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经历的写实。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李娟的《羊道·春牧场》、董夏青青的《胆小人日记》、谷雪儿的《纳西人最后的殉情》等展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与风俗，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池莉的《来吧孩子》和秦春的《两地书·母子情》倾力关注个体生命和亲情，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和刘茵的《砸车奇遇》“以小见大”地书写日常生活。
这四个层面所构筑的话语空间，既表现出富有男性写作气质的刚性与锐利、宽阔与宏大，使之有别于同时代的女性小说和诗歌等虚构文体的话语，成为一贯以男性为主体的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独特风景；同时也没有放弃女性写作的细致与感性，甚至还表露出关注弱势女性的立场，如《中国在梁庄》中对农村留守女性性压抑和遭遇性骚扰的同情，《西部在倾诉》中对西部贫困地区女性生存现状和女童教育缺失的焦虑等，体现出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话语空间的多元性。
“我在现场”：见证与写实
作为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书写姿态，“见证与写实”强调的是创作主体表现客观对象时的切入视角和写作方式。“见证”指的是类似田野调查式的第一手材料的获取，“写实”则是指处理见证材料的基本规则和态度，二者的结合使非虚构文学的“非虚构性”得以充分实现。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既在“写实”、“纪实”或“非虚构”上与女性小说和诗歌等虚构写作相区别，又以其行动性、田野性和亲历性，与局限于书斋写作的一般女性散文相区别。
总体而言，在“见证与写实”这一问题上，女性作家似乎与男性作家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其原因首先在于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传统，也许还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比虚构更精彩，局限于虚幻、玄怪、穿越、无厘头的写作已使人产生审美疲劳。
近年来，女性作家们正以多种多样的“见证与写实”的方式，践行着她们对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理想、文学与人生的基本信念。这其中既有冷梦那样与农民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写出反映当代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高西沟调查》，也有李娟受资助深入生活，梅洁、梁鸿回到自己家乡进行田野调查，池莉、张雅文、章诒和、秦春、曲兰根据个人或亲朋好友的经历纪实。以非书斋写作的亲历性与直击性捕捉第一手资讯，在目击、见证、亲历中收获巨大的情感冲击与思想震撼，并由此产生揭示真相、还原本真的强烈的纪实内驱力，这使得女性非虚构文学在对现实热点问题、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再现上占据独特优势，创造出为许多虚构文学所难以企及的文学效应和社会反响。
实践证明，包括中国女性作家在内的中外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家，其集现实性、艺术性和文献性于一身的优秀文本的创造，都不可能离开他们“见证与写实”的深入与成功。
“我思故我在”：反思与建构
无论是热点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纪实，还是回望历史、记录生命个体与民族风情，近年来女性非虚构文学文本叙述的着力点不在猎奇与炒作、自恋与作秀，而是大多倾向于反思与建构的文化表达。这是一种策略，即在网络化和商业化时代不求依靠速度的新闻层面上的领先，而力争在趋于深度的文化表达上取胜。这同时也契合知识分子写作所蕴含的反思内省、忧患意识、社会责任、道义良知和人类关怀等基本特质。
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非虚构文学强化阶级视点的叙述策略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女作家们的叙述力点在于文化反思，即从人的主体自由这一终极关怀出发，特别关注和警醒中国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所出现的危机与隐忧，以及中国人在面临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与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
《中国在梁庄》对于乡村在“被现代化”之中丧失传统文化窘状的喟叹，《矿难如麻》对中国“矿难猛于虎”粗放型产业文化的揭露，《中国式拆迁》对“一半是暴力，一半是暴利”的中国特色城市拆迁文化的愤懑，《昂贵的选票》以“选村官”个案对乡村选举文化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透视。
当然，反思的最终目的不在解构、否定和摧毁，而在于建构、肯定与推进。《巨灾对阵中国》在揭示重大自然灾难侵袭惨状的同时，更着力探讨的是如何科学应对巨灾的公共性问题。《小岗村的故事》讲述的是使农民脱贫致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村”的传奇。《高西沟调查》记录了一个西部山村怎样坚持改善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典范的过程。《家国书》由叙述家族变迁折射60年中国巨变。《季羡林：大儒无声》则在称颂心系家国、宽人严己的伟大而又朴实的人格。
“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民族。我们需要的，是沉淀下来经验和认识，为亲人，为民族，也为这片亲爱的土地。”朱玉在《巨灾对阵中国》中的这番感言，正是艺术地传达出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致力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民主公正、法制健全、社会和谐的新文化建构的拳拳之心。
这样的反思与建构的文化表达，使女性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写作成为必然。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教育学、历史学、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内容在文本里交织，小说、诗歌、影视剧本、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等语言体式在文本中借用或兼容，使女性非虚构文学文本在闪耀文学光辉的同时，更具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