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
由著名摄影家、普利策奖唯一华人得主刘香成编著的《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一书，昨天在京首发。
《壹玖壹壹》是一本用珍贵的图片展示辛亥前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貌的大型画册。作者遍访全球，包括世界顶级图片社、档案馆、博物馆及重要的私人收藏，从上万件弥足珍贵的影像作品中精选四百余张汇聚成册，其中有1/3以上图片系首次发表。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
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表现恐怖的死刑，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1904年，年轻的法国医生维克多·塞加朗驶向远东，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度过了不寻常的14年，其间写下《论异国情调》一书。在书中，他说“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证明”，人总是容易被所有“异国、意外、奇异、神秘等”的东西吸引，“一切都是‘另一个’”。艾略特·温伯格说，异国情调是无知的一种类型，因此带来莫名的震撼。然而，“摄影具有文本记录的真实功能，既承载了异国情调，也部分地将其瓦解”。
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读者朋友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种风格化照片的范例。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中国艺术史学家巫鸿对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的大量照片说明作了巧妙的解构。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下扮演妻子，一下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通过这些照片，本书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