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副研究员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村上春树的“反核宣言”对历史若隐若现的话语方式与他疏离历史的话语方式相类似，也与核时代日本国家的核策略的隐蔽体制相一致。
早在1980年代，大江健三郎就断言，日本不可能从美国核战略的前沿基地脱身，所以他一直试图用文学来揭露日美安保同盟的真相，打破日本政府和国民暧昧的核态度，激活日本民众对核的恐怖想象，吁求每一个日本民众参与到反核行动中，从而将对核按钮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少数当权者手里。
陈言 江苏宿迁人。1993-1997年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2000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2006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领域主要是殖民地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7-1945)、冲绳问题，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2006)，译著有《冲绳札记》(2010)，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三·一一东日本大震灾之后，日本在遭受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将长时间地生活在核辐射引起的恐慌中；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的表现让日本遭遇国际公信力的质疑。
不论是否愿意，1945年8月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1954年名为“第五福龙丸”的日本渔船及日本附近海域遭到核辐射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声称对核过敏的日本成了第三次遭遇核辐射的国家。
面临着财政和金融问题、产业和能源构造问题、情报信息问题、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世界环境方面等问题的日本，在这次复合型灾难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和危机感。
他们的思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是以灾难为契机，进行深刻反省，清理出恶的累积；还是闭目塞听，让记忆暧昧化乃至空白化？日本将往何处去？日本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是否能将原子能与原子弹做关联思考、连接起历史与现实，避免第四次遭受核辐射呢？这一系列问题使日本的文学思想界面临严峻挑战。
我打算通过选取该次核事故之后日本学界有影响力的作家、学者的发言，并结合其发言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来谈一下日本社会关于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历史的思考，为理解日本战后历史乃至东亚历史提供途径，并且探讨文学在重大历史和自然灾难面前的责任与功用。
村上春树：一向刻意保持与重大灾害的疏离态度
2011年6月9日，作品被翻译成45国语言、最负世界声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荣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在颁奖仪式上，村上春树通过电视、youtube等媒介瞬间向全球人传达了他的“反核宣言”；此后，各大网络采用“村上春树：日本应继续反核”为标题，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延续并深化村上的反核诉求，接着被迅速转载，被认为是比一生致力于反核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学者柄谷行人、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以及电玩专家饭野贤治、导演岩井俊二和原本就以反核闻名的作曲家坂本龙一等发出的声音更有力、更震撼。
这份宣言在打破他对核能、核灾保持沉默的同时，让我们在玄妙、恍惚中进入了村上春树为我们搭建的关于“救赎”的“心灵迷宫”，从而完成了对村上春树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的想象。然而一旦跳出恍惚，我们却发现，这一份赢得举世欢呼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讲演其实充满了陈词滥调和暧昧，以及对历史和战争责任若即若离的游离态度。换言之，一份出自知名作家的文学文本，既非揭露同时代状况的证言，也不具有预言性，是一份既缺乏自我和历史批判、也没有现实观照、并且是欠缺未来视野的梦幻宣言。
从地震、海啸之后引发了核灾的3月11日起，到村上飞往西班牙领奖的6月9日，历时近三个月。其间，日本各大城市爆发了几十起反核示威游行，渔夫村妇、不分国籍的学生都参与其中；文艺界人士或走入示威队伍，或发表讲演、举行座谈，从多重角度阐述反核思想。在核安全神化破灭之后，“反核”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已非少数预言家的警示。作为一名在国内拥有上百万读者的日本作家，面对严重的核灾以及日本政府对待核问题的暧昧态度，震灾时远避美国小岛的村上春树面对国内读者一直三缄其口，三个月之后，远赴西班牙领奖之际，他突然发出“反核宣言”，竟然惊骇了世俗！抛开他一贯迷人的行为方式、语言魅力和文体特征，就反核而言，对既定事实进行评价和解释，这种工作并不难，也就是说，他的反核意识和见解并不高于日本大多数普通民众，甚至相反：落后于时代。
很显然，是他具有表演性质的反核姿态而不是反核思想吸引了世人的瞩目。他所说的日本人是被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观点，早在1970年代就成为“原爆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共识，忽视和歪曲的只是政治家、媒体和部分民众。作为一名文学后辈，在言及“核爆”时，既闭口不提早期的文学家原民喜、峠三吉、井伏鳟二等人，也不言及1970年代之后的栗原贞子、林京子、小田实、井上厦、大江健三郎、高木仁三郎等作家在“核爆文学”上的贡献，以横空出世的反核英雄出现，如果不将其视为对反核先贤缺乏尊敬，那么至少可以认为，他对核能、核爆问题缺乏历史性的把握与思考——能够拿来作为佐证的，是他历来的作品，村上春树一向刻意保持与重大灾害的疏离态度。他曾经说过“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却仅仅将核灾归咎于对“效率”和“便利”的追求，不去触及日美安保框架下躲进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苟且与核武装企图，无视核基地上冲绳的牺牲，没有洞察到福岛核事故之后，东京电力将危险的工作转嫁给下级机构和个人、所具有的明显阶级差别，反而使用伦理道德范畴内的用语进行描述，这种去政治化的意图表明村上对战后日本历史和政治缺乏深刻洞察。
姑且不去理会对村上春树的赞扬，我们先来听一下村上春树“反核宣言”在日本所遭受的批判之声，就可以明白，在日本废核运动为何如此难以推进。村上的“反核宣言”在被过度解读的同时，也被日本某些网民视为有自虐倾向，甚至有人因此称村上为“非国民”。而日本政府的某些官员在一如既往地推进核电建设的同时，极力歪曲核事故原因，推卸责任。如，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称福岛核事故是“神的事业”，强调将对事故所负赔偿责任加于东京电力的身上有失妥当(5月20日)。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则声称意大利废核运动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6月15日)。菅直人因为推行“去核电化”而屡屡被政府高层敦促辞职。这些声音告诉我们，一个仅仅喊出反核口号、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知名作家都被日本一些人视为“非国民”，对于遭受三次核辐射的日本来说，让人匪夷所思。
1996年，村上春树凭借《奇鸟行状录》获得年度颇负盛名的读卖新闻文学奖。时任该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席的大江健三郎对他说，只要他继续忠实地去探索自己内在的纯真深沉的各种题材，便足以回应读者的期望。而村上也阐明了他写作《奇鸟行状录》时理解日本社会的钥匙：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尽管此后村上的写作在日本乃至全球赢得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却丢掉了理解日本社会的钥匙。恰恰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期待以反核为契机的村上春树的重生。
大江健三郎：“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抵御核的第一要务
在村上创作《奇鸟行状录》之前，大江健三郎一向对村上持批评态度，这跟此前村上自身疏离历史、社会的倾向有关。相反，大江健三郎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同时代状况的“证言”或有关未来的“预言”，并且在灾难来临之时，作家应该最先预知危险并且最先做出牺牲。
就大江所生活的时代，最恶劣的莫过于核状况。而就日本知识界持续反核的人而言，大江无疑是最执着的一个。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原爆文学”，并且将创作“原爆文学”的作家原民喜视作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从1960年开始，大江就多次前往广岛，与不同类型的核轰炸受害者见面、交谈，聆听他们痛苦的体验，陆续记录下他们与白血病、癌症等原子病魔抗争的故事；除了关注身体的损伤之外，他还揭示了受害者的婚姻、精神异常等社会问题，广岛悲惨而痛苦的灵魂广为人知，《广岛札记》一书起到了很大的推介作用。
大江认为，广岛核轰炸是具有否定意义的事件，它完全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尊严，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为了带来“真正的和平”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追究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的责任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日本的责任；与此同时，不逃避广岛，正面去接受不幸并且与之战斗，为了所有其他人而行动，才能为自己承受的屈辱附加上价值，才能在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发出最具根源意义的呐喊。
进入1960年代末期，大江针对日本国家核政策实施现状以及民众对核的态度，连续发表十多场讲演，阐述了核时代的种种悖论。
如悖论一：一方面是向敌国大力宣扬核武器的威力，声称瞬间可以歼灭几千万，以达到有效恐吓与震慑敌国国民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对于被关在核武器基地的冲绳日本人又必须宣传说，“不，核武器没那么可怕，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极力淡化核武器的危险性，以防民众对核产生反感恐怖情绪。所以大江要求民众必须深刻洞察核武器的悲惨性、而不是它的威力，并对其保持强烈的想象力。他反复阐明，核战争仅仅是少数人就能够发动的战争，并且导致全球灭绝，在从国民战争发展到人民战争的历史中，核战争是最为反动的逆转。
悖论二：核能的开发固然诞生了新的能源，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屠戮生命的技术的诞生，这就是核开发与核武装之间的矛盾。大江肯定在人类生命的新要素中增加核能的意义，不过他指出，要推进核开发，就必须彻底废弃核武器杀戮的一面。但日本令人堪忧的现实是，那些以政府之力推进核能开发的人，恰恰是热切盼望冲绳能够成为核基地的人！佐世保的美军核潜艇产生异常放射能，结果美国认为它与潜水艇无关，而日本政府也坚决否认本国拥有核潜艇。所以要坚决反对核武装，遭受核轰炸的日本民众必须以日本人的名义，能够切实地用自己的手亲自去检验日本绝对没有进行核武装，要与那些对核轰炸的悲惨后果没有知觉的人、片面强调核武器威力与核能威力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然后才能找到核能开发的正确途径。
正是洞察到日本核政策与日本战后政治之间的密谋，大江坚决反对核武器开发。令他纠结的是，他曾经寄予美好期待的新中国在1964年10月也进行核试验并且成功了！大江认为中国原有形象已遽然改变，成了与核为伍的另外一种国家，他质疑道：“一个国家拥有了新式核装备之后，反而说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全面废除——在这样一个政治年代，无异于一个童话。”
为此，趁1967年萨特访日之机，他向萨特这位一直给予他思想养分的文学前辈、也是战后世界上第一个提起反核理论并介入现实斗争的思想家寻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阵营的核试验。萨特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正因为中国长年生活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为了对抗美国的核武器，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这就是事实。”于是他接受核试验成功是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辉煌成果之说。
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认为：“与其说积极承认中国的核武器这种不理智的做法，不如反对所有核武器，以广岛体验为中心，绝对反对所有核武器，这种态度不是更具有实际效果吗？”大江的矛盾和纠结正在于他对核武器无条件否定的同时，担当着对中国的道义责任。
到了1980年代初期，反核浪潮席卷欧洲。大江健三郎随同少数日本作家到欧洲访问，从那里汲取经验，用于日本的反核斗争。他还参与编辑“原爆文学”，并且把反核思想融入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时串联起神话、洪水、暴力，以及救赎、牺牲等象征性意象，如《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
进入1990年代，他又写下随笔《广岛的“生命之木”》和颇具想象力、使命感和历史深度的长篇论文《“广岛的心”与想象力》。2004年，与同道者加藤周一、井上厦等人结成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在书斋内外都展开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三·一一震灾之后，最先而且持续对日本提出强烈批评的，就是大江健三郎。
今年3月17日、3月22日，大江连续两次撰文指出，经历过核之烈焰的日本人不应该从产业效率的观点来思考核能问题，不能将其作为发展的手段来追求；这次核事故的重蹈覆辙是对广岛牺牲者的最大背叛，他强烈批判日本对核能过于依赖的能源政策。5月5日，在“思考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上，大江健三郎忧心忡忡地指出：“因为要增加生产，那些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核电站发的电，这样的人要占国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要求停止核电站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在内，我估计不会超过国民的半数。”5月18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政府停止浜冈核电的原因并非是要废核，而是预测到该地在未来三十年内发生8级地震的可能性是87%，他进而质疑：如此暧昧的日本还会有未来吗？6月中旬，大江与泽地久枝、濑户内寂听、坂本龙一等在东京举行记者见面会，申明将于9月19日在东京明治公园举办五万人规模的“告别核电集会”，并且开始以一千万人为目标的废核签名活动。
思考广岛，不仅让大江健三郎得以重生，而且成了他的文学根据地。以广岛和核状况为小说而写作也成了他晚年的创作主题，但是他至今尚未完成。大江声称：“我作为作家是在忧郁中度过我的晚年的。我所写所说，是要在废除核武器的实践中去践履我的职责，我想我还没有完成就会死去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思考重要的广岛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于核能发电，大江则经历了一些变化：1960年代，他认为核电作为人类生命的新要素是必要的，他不打算反对核能开发；到了1990年代，他在小说《治疗塔》及其续编《治疗塔行星》中描述，在不远的21世纪，各地局部战争中使用小型核武器、由于核电老化各地频发核泄漏事件，同时艾滋病泛滥，于是逃离地球而去火星制造“第二个地球”，结果失败。这两部小说反映出大江对核的绝望态度，而这部小说也预言了核事故的发生，在今天看来别具深意。
三·一一之后，大江在相关文章或讲演中不断表明拒绝核电的坚决态度。在大江看来，对核的悲惨后果要每一天、持续地发挥最为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抵御核的第一要务，否则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抵抗力量。“核时代的想象力”的提出，与大江个人精神成长和他的生存时代有关。大江智障长子的诞生和他的广岛之行使自己找到了超越危机的“自由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处理广岛、长崎问题上展示出的自私自利逻辑包含有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而战后的日本国民又不停地歪曲历史记忆，缺乏反省的自觉。
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大江健三郎以为：对民族主义、民主化、民权、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没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有可能堕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毫不自知。
彻底反核必须消除使人们去追求核武器的世界或地区结构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东日本引发的复合型灾害的反应是“没有预料到”、“不敢相信”的迟钝，而本应成为作家生命线的“想象力”呈现枯竭状态，他们大多保持沉默。村上的发言则是站在战后日本学界对历史和战争责任采取暧昧主义这一延长线上的一个点。悖论的是，一个仅仅喊出反核口号、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知名作家都被日本一些人视为“非国民”，那么，始终坚定反核如大江者，注定要遭到某些势力集团的驱逐。大江曾经被一些势力集团要求“滚出日本国”，不要再玷污日本的名誉。
这对于遭受三次核辐射的日本来说，让人匪夷所思。日本一方面要回到广岛、长崎这一原点，一方面又在广岛的濑户内海之端的祝岛计划开发核电。尽管诉求核电危险性的声音从来没有断绝，但是真正去倾听这种声音的人并不多；尽管指责政府和东京电力的欺骗行为的声音不绝于耳，却很少有人去面对自己此前在核电开发和核武器制造问题上的沉默。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都难以保持反核态度的一贯性和彻底性。
日本不乏真知灼见之士,但是作为日本整体，至今还没有从正面来应对核危机这个重大问题。对于日本而言，废核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日美安保同盟的体制。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较短时间内，极度的贫穷促使劳工运动大规模发展，反省战争也是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思想。
劳工运动使美国和日本政府十分忧虑日本有可能“赤化”，在镇压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日本主流媒体如《读卖新闻》与美国联手，主张在日本引入核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发表演说“和平用途的核能”，宣称推广核电将使日本富裕起来，并且利用《读卖新闻》大肆宣传。1954年，日本启动核能开发预算。2008年解密的日本外交文书告诉我们，1965年佐藤首相初次访美，就明确寻求美国核保护伞的态度，他提出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就“期待美国立即向中国实施核武器报复”。1967年12月佐藤荣作首相提出的“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却随着配合美国在西欧部署核导弹计划、正式同意美国在必要时派遣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而实际上被突破。
核能技术的本质是军事技术，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994年NHK拍摄的《引进核电的背后——冷战下的对日核能战略》的纪录片就清楚表明核电作为国家方案在日本推进的历程。如此一来，内在于军事的核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要在公开与隐蔽之间摇摆。而从三·一一之后的震灾中，能够看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明显增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无法消除使人们去追求核武器的世界或地区结构，就很难彻底反核。
村上春树的上述“反核宣言”对历史若隐若现的话语方式与他疏离历史的话语方式相类似，也与核时代日本国家的核策略的隐蔽体制相一致。早在1980年代，大江健三郎就断言，日本不可能从美国核战略的前沿基地脱身，所以他一直试图用文学来揭露日美安保同盟的真相，打破日本政府和国民暧昧的核态度，激活日本民众对核的恐怖想象，吁求每一个日本民众参与到反核行动中，从而将对核按钮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少数当权者手里。
在消费时代的日本乃至世界，去质疑由资本和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并且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分析、将其原理理论化或者艺术化，是人文学者和作家的责任；对于读者来说，选择怎样的文学，就意味着选择怎样的未来，它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毅力。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