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明珠（国画） 丁红 作
于 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们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时代重任。
一、“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是国家对内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的“软实力”。“国家文化形象”理念的提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国家形象”是国内外民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总体形象认知和印象评价。在这个总体认知和评价中，经济状况和政治主张是首当其冲的；作为政治主张延伸的两翼，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也会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和平发展，世界格局中的认知和评价多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起伏消长。对于这种中国国家形象“他塑”（即“被塑造”）的局面，学者们指出是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摆脱（也有不愿摆脱）“本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威胁论、崩溃论还是责任论，主要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认知和评价；即便是比较客观些的“中国道路”的审视，似乎也缺失“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我国当今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应当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了。
早在上世纪伊始，梁启超便在1901年所著《中国史序论》中，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分为3个阶段，谓之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所谓“世界之中国”是指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遭遇列强的阶段。一场“鸦片战争”，不仅掠地索款，而且将中国国民形象糟践成“东亚病夫”；一伙“八国联军”，不仅蚕食鲸吞，而且将中国国家形象喻说为“一盘散沙”。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也无“形象”。学者们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国家形象”的觉醒期。
二、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我们国家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迈向小康征途上的文化抉择，也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进入“国家公关时代”的文化召唤。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体现着“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虽说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构成，但一般说来是国家形象初步确立后的文化支撑或文化调适，是国家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中的文化抉择。事实上，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事情，它更应服从于国家形象的总体塑造。
国家形象，特别是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更应从其文化功能上去考虑。文化人类学大师费孝通早就看到：“经济上的休戚相关和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在人类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会形成一个大矛盾。这给我们带来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即文化自觉与文化调适的问题。”无疑，国家文化形象首先要对本国民众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说法只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主张。作为对“本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拨，“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以某一文化标准来衡量另一文化实践，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置身“国家公关时代”的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应注意到费孝通提及的“文化调适”的课题。通过“文化调适”对他国民众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可能标志着我们“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
三、我们对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充满“自信”，因为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是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充满着“厚德载物”的生存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发展硬道理。
至今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仍引以为豪的，是我们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在“源远流长”中奔涌的是“活水清波”，在“博大精深”中崭露的是“仁心义胆”。五千年不间断，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迹，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文化形象的底蕴。的确，许多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衰败了，许多古国文明也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场景中出局了。那么，是什么铸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生命机理呢？那就是我们“厚德载物”的生存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发展硬道理。这是我们当下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化自信，我们自信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可以把“自强不息”理解为我们民族持续迸发的文化创造活力，而“厚德载物”则是我们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公关”基石。前者体现为“主体能动性”，而后者体现为“本体包容性”。可以认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永不止息的民族精神，甚至可以说已深深沉淀于“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记忆之中。
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实践，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化“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共荣”是我们信守的“文化自信”。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我国过去3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水到渠成”。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一个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自信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不仅是因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是因为我们善于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
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西方学者在经历“国家声望”“国家软实力”的分析后，被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眼光来审视。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文明的差异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实际上，差异的文明并不必然构成文明的冲突，因为某一文明特质的形成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理解、文化包容、文化调适与文化和解的机理。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本身是一种经历过不同文明碰撞、交融与和解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本身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我们能够通过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实现全球化进程中“文明的共荣”。
五、建构国家文化形象要有“自强”意识，而“文化自强”的实质在于贯彻“人民至上”的理念。建构“人民至上”的国家文化形象，是这一形象实现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保证。
虽然国家文化形象要在世界格局中被认知和评价，但首先应是得到本国民众的认同和守望。在谈到我国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时，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具体而言有5个方面：一是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二是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使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三是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四是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的新局面。显而易见，这5个方面将使我们建构起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人类普遍价值取向的国家文化形象。
国家文化形象建构贯穿“人民至上”的理念，说明这个建构的着眼点不是“文化大师”而是“文化大众”。确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不能缺席“文化大师”；但事实上，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素质、人生格调、生活方式、精神追求比大师们关于国家形象的言说更为本质。还有，文化大师之所以是文化大师，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精神的传道者，更在于他是一个国家文化大众的代言人，他要采集“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来擎举“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
六、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在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实践，是一个“自塑”和“他塑”互动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突破“跨文化传播”的瓶颈，而且要矫正西方“本文化中心主义”的镜像。这是我们“文化自强”的应有之义。
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真正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这个“讲故事”讲的就是“国家形象”。作为赢家，体现的是“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及其文化形象并不仅仅由一个国家的客观现状来决定，还包括这个国家的意愿和诉求，而后者就涉及到“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我国国家形象诉求的表达中，我们较多地注意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技术层面；但真正的症结发生在观念层面，即西方那个“本文化中心主义”以其“话语体系”和“普世价值”构建的形象评价体系。面对这个形象评价体系，我们的文化形象建构也曾出现过某些焦虑，文学上那个“诺奖”情结和得不到“诺奖”的纠结就是一例。既然我们认识到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是一个“自塑”与“他塑”互动的过程，我们就要深入思考“跨文化传播”的问题。重要的是，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终究是国家诉求的表达，终究要落实到国家现状的提高。有这个方面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我们才会在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真实的“国家文化形象”。这是我们在世界格局中产生亲和力与影响力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