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写《农民工》？

　　“农民工”，作为新时期进城务工农民的特殊称谓，有它的时代性和现实局限性。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工到底有多少？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4亿人。浩浩荡荡2亿多农民工大军，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传奇？又有着怎样的拼搏和梦想？

　　笔者曾经在乡村生活，但那时农民都还守在乡村，没有外出务工这一说，也就没有农民工这一称谓。而后来跟农民工的接触，虽不算太多，却也一直没有间断。每年春节回乡探亲，或下乡采访，经常在火车逼仄的车厢通道里和他们相遇。他们疲惫的身体和眼神，流露着返乡时的巨大惊喜。特别是在热闹非凡的春节里，那些游走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经风雨见世面的返乡农民工成了乡村的一道盛景。他们带回的城市见闻，也成了乡村年夜饭桌上的丰富谈资，甚至走村访友时的骄傲。乡村因他们的回归而喧闹多彩，老人因他们的回归而安心满足，留守的妇女儿童因他们的回归而欣喜幸福。散出最好的烟给打工返乡的同伴抽，穿上最好的衣服走在村道上，讲述打工生涯中最体面光鲜的经历。报喜不报忧，这是农民工不约而同的选择；不让自己在城里遇到的不堪让他人知晓，这是他们维护自尊的底线。当然，在返乡的浩浩大军中，不仅仅有背着行囊艰辛往返的，还有一批衣着得体、开着车的事业有成者，他们的举止打扮完全被城市同化了，身份也有了华丽的转变，由农民工蜕变而成新型市民，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定位呢？

　　想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些到都市找活路的农民们，在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收获和抉择？这便是我们写作长篇小说《农民工》（黄山书社出版）的初衷。店员、保洁工、传菜员、送水工、快递送货工、保安、迎宾员等这些被认为低档的工种，是年轻农民工挥洒青春、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选择；而建筑施工、通下水道、擦洗抽油烟机、修屋补漏、蜘蛛人、收破烂等等更苦更累的一些工种，则是农民工密度最大的地方。当然，也有挤进了高层写字楼，做着收入一般的电脑程序员、保险业务推销员等稍显文化特征的农民工。城市给他们带来物质收获的同时，也带来了压抑、打击和伤害，这些苦难的碎片最终铸造了他们，这就是《农民工》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则是“返乡”，这是经历了城市之后一种有意识的回归，不再是单一的回到故土、守护家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有了一定见识和物质、经验、技术积累后的“现代”农民，在自己的家园里重新创业，使曾经感觉“卑微”的灵魂得以大放光彩，使自己的“野心”和理想在“自家”的土地上坚挺地站立起来。

　　在《农民工》的写作中，我们力图在小说的历史语境和文学叙事的开掘上，有一些突破和超越，充分利用了长篇小说时空广阔的优势，全景而多维地凸现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根源——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出现，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与历史真实融合在一起。在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完整地写出人物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的流程与精神的升华，并以此来观照农民工们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尽最大可能地使这部作品达到长篇小说文体应有的史诗品格。同时，我们还努力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理性与现实批判的锋芒，塑造一批血肉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使之构成《农民工》的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小说还着力通过农民工外出创业、而后“凤还巢”回到家乡投资的故事，提出一向为人忽略的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问题。

　　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热点和着力点，我们有理由期待，农民工这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有产物，会在一个看得见的时间里成为历史，农民和工人不再是混为一体的农民工，而是让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愿《农民工》里记录的农民工的悲喜生活，将成为中国的永不重复的历史。许 辉 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