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盗掘”与“反盗掘”不断斗法、不停较量。然而，基层文物保护机构不健全，以及一些地方对文物遗存的漠视甚至听任破坏的行为，对于田野文物安全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长年无人管护 盗墓者轻松得手
由于田野文物保护为属地管理，对于文物管理机构，省一级为文物局，市一级有的是文物旅游局，有的是文化文物局，有的是文化广电局，难免出现职责不明，顾此失彼的情况。而担任第一线管护任务的县一级文物行政部门，机构则五花八门，名称繁多，四五个部门合在一起，上对多个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县管文物的大多是1到2人，应付日常管理工作已是勉为其难，根本无暇、也无能力管护为数众多的田野文物。
陕西省田野文物分布范围广、点多、线长、面大，巡查面积由上百平方公里至几百平方公里不等，任务非常繁重。例如西安市仅大遗址巡查面积400余平方公里（杜陵9.6平方公里、秦东陵24平方公里、灞陵200平方公里、周秦汉唐四大遗址108平方公里）；宝鸡市周原遗址36平方公里，雍城遗址24平方公里，周公庙遗址10平方公里；咸阳市渭城区巡查面积约270平方公里、兴平市巡查面积约570平方公里、礼泉县约为300平方公里。特别是唐帝王陵，依山为陵，巡查一座帝陵，走马观花就需一天，而更多的文物点则很难做到每天巡查了。
而且，全省大多数县区没有建立专门的文物执法队，即便是有执法队的，也普遍存在队伍缺编、机构不健全、巡查经费匮乏等问题。因此，所谓的田野文物巡查，实际上是徒有其表，田野文物基本处于无人管护状态，致使文物盗窃分子屡屡得手。今年3月及7月，商洛市相继发生了丹凤县商鞅邑城遗址战国楚墓被盗、洛南县西寺古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被盗两起案件。令人痛心的是，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都是长年无人管护，盗墓者轻松得手。案发后，省文物局多次督察，才于8月份分别告破。
正是同一个丹凤县商鞅邑城遗址，一家砖厂在遗址区内取土烧砖10余年，去年底，陕西本地一家媒体对此进行调查时，丹凤县文物局负责人称“不知此事”，报道刊发后，也没了下文，而随后发生的遗址区内楚墓群被盗掘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
盲目追求GDP 破坏胜于盗掘
如同全国其他文物富集地区一样，在陕西，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很突出，在文物保护区乱建和未履行勘探审批的开工等违法现象，居高不下。
“关中唐帝十八陵”是指埋葬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唐朝18位皇帝的陵墓，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陵墓均是依山而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石料、水泥的价格不断攀升。唐十八陵所在陕西各县无一例外“因地制宜”地发展采石业，上至国企，下至村民个人，从机械化大规模开采到私人爆破、人工背运石头——人们对唐十八陵进行了疯狂地掠夺。从2004年起，针对唐陵附近非法采石猖獗的情况，各级政府部门几乎隔几年就组织一次专项整治行动，但每次整治后都屡屡反弹，究其原因，无外乎是“靠山吃山、群众要致富”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就在去年， 三原县、礼泉县、泾阳县、蒲城县、富平县等唐帝陵保护范围开山采石又死灰复燃，陕西省文物局为此多次赴现场执法督察。
今年四五月间，陕西凤翔县则爆出这样一则惊人的消息：该县在没有经过文物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雍城遗址上开工建设体育中心，遗址遭到严重破坏。雍城遗址，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前383年）迁栎阳，历时294年，一直是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秦雍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日前，负责管理雍城遗址的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今年3月份，他们发现正在施工的凤翔县体育中心一期工程对遗址造成严重破坏，随即向建设单位——凤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了停工通知，要求待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之后再施工。对此，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被当地文物部门“叫停”及媒体曝光后，凤翔县通过宝鸡市文物局报来有关审批文件意欲继续施工。然而，凤翔县体育中心的规划立项内容缺乏文物勘探资料，建设用地与雍城遗址保护范围界限模糊，陕西省文物局要求其重新申报。“如果体育中心规划用地确实是在遗址范围内，就很难通过审批，即便要继续建设，也需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方能实施。”
据了解， 2010年，陕西文物局对在文物保护区取土、乱建和未履行勘探审批的开工项目，下发督察通知书17份，对咸阳市泾阳县郑国渠首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西安市长安区比亚迪汽车公司等各类违法案件共督察78次。这些案例的共同点便是：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漠视文物遗存，藐视《文物保护法》。一位文物专家认为：“以发展经济为借口牺牲文物，其破坏程度及恶劣影响远胜于文物犯罪分子的盗掘和盗窃。”
文物犯罪集团化 文物保护平添阻力
眼下，文物犯罪除呈现集团化、暴力化、现代化的特点外，犯罪团伙还拉拢个别公安、文保人员充当“保护伞”，甚至腐蚀个别司法人员，以求“东窗事发”后能被从轻处理，加剧了文物保护的难度。
2010年中秋之夜（9月22日），一伙儿盗墓贼到渭南市澄城县善化乡盗挖周代古墓，被负责保护古墓群的该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善化中队4名巡逻民警发现，一个盗墓贼刚从洞里钻出来，被当场抓获。4名巡逻民警将盗墓者带回中队准备审查。不久，20多名身着迷彩服的男子手持洛阳铲、钢棍、探哨冲进中队的院子抢人，3名民警奋力抵挡，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刚抓获的盗墓者被同伙救走。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侦查，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令人吃惊的是，这是一个当地人和山西盗墓者勾结，有组织、有分工的特大盗墓团伙，其中有一头目为渭南市合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刚从所长岗位上退下来，另外还有一名公安人员涉案。
据一位熟悉盗墓团伙“内情”的人士透露，像这样文管、公安、盗墓贼相互勾结的盗窃案并非个别案例。事实上，不少盗墓团伙为了安全，更为了作案时有的放矢，不惜重金拉拢腐蚀公安、文保人员“入伙”。这位人士还说，由于盗墓团伙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人员众多，即使有个别成员被抓，团伙其他人也会用手中价值不菲的“古董”去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走门子”，被抓者重罪轻判或者无罪释放，不在少数。
对上述说法，陕西省一位资深文保人员也表示，这是事实。他认为，个别执法人员被拉下水参与作案以及或多或少的司法腐败，使得盗墓者更为猖獗，也加大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难度，给他们的工作无形中增加了很多阻力。
陕西要解决好文物保护问题，还得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切实担起责任来，在严格遵循《文物保护法》的同时，还应切实落实《陕西省重大文物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即对因失职或渎职，致使本行政区域内连续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有关领导人给予警告、记过直至降级的行政处分；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各级地方政府才会加大打击文物犯罪，同时，也能有效遏制为一味发展地方经济而忽视文物保护的倾向。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