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21世纪的鲁迅研究

　　21世纪，如何深化我们对于鲁迅的认识，如何重建鲁迅之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意义，以突破目前研究界闭塞停滞的状态，我以为关键在于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鲁迅所身处其中的20世纪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特别是由复杂多元的关系性所构成的历史结构，由此才可能进一步发现鲁迅与那段历史乃至当下的血肉联系。这是我近年来阅读和整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成果时，所获得的一个深切体会。

　　60年来成就辉煌的战后日本鲁迅论，曾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由竹内好所开创并以丸山升、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第一个高峰，另一个是在稍后的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以北冈正子、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为代表的另一个高峰。对于前者，中国学术界已有相当的介绍和研究。我读后一个高峰期几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尤其感到他们在认识中国现代史(包括20世纪世界史)方面其深度开掘的功力和所得新见解的冲击力。

　　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以“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为发端，在建立起实证方法的坚实基础同时，更强调文化、文学间多重关系的比较研究。她力图由此呈现出明治末年日本文化思想史的特殊语境和鲁迅在思想选择上的独自立场。这是一种综合的历史还原法，北冈正子有力地复原并重塑了一个普通留学生和勤奋摄取各种思想资源渐次形成志在通过文学以恢复古老民族之精神的青年鲁迅形象。(《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2006)丸尾常喜则通过提出“阿Quei即阿鬼”的假说，开拓出将鲁迅与传统中国民间土俗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以阐释其思想文学的一片新天地。他认为，鲁迅思想文学中始终有各种“鬼”影在闪动，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这个“鬼”既意味着传统因袭的“鬼魂”，更象征着“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黑暗世界。它是鲁迅思想文学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这种批判力量的源泉之一。(《鲁迅——“人”与“鬼”的纠葛》，1993)

　　藤井省三的《俄罗斯之影》(1985)试图把夏目漱石和鲁迅重新放置到日俄战争之后东亚地区革命动荡的历史背景中，努力追寻两人如何以安德烈夫为媒介艰难地探索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个人主体之“内面世界”。而在《鲁迅——〈故乡〉的风景》(1986)中，则于比较契里珂夫《省会》和鲁迅的《故乡》叙述结构上的同异时，注意到192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重大转变。受到俄国革命的冲击，“五四”前后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等思潮多元并存的局面为之一变，布尔什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思想知识界的主流。鲁迅通过翻译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以及《故乡》的创作，透露出对布尔什维克的怀疑和恐惧，转而探索和倡导不同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革命”和胡适等“改良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代田智明在《解读鲁迅》(2006)中论及1930年代的《故事新编》和杂文创作时，则更特别注意到鲁迅对以上海文化为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的尖锐批判，认为生存于殖民地环境中的鲁迅无法获得全部现代性的主体，反而造就了其反思和跨越“现代性”并走向后现代批判的契机。因此他强调，“如果在21世纪继续阅读鲁迅还有意义，那就在于这种源自殖民地的体验可以给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下的我们以充分的参照。”

　　上述四位日本学者在以往鲁迅研究基础上，或者提出新观点新视角，或者对鲁迅文本有独特深入的解析。而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则是对与阐释对象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有全新的开掘和理解，当阐释背景被大大延展开来之后，鲁迅思想文学的一些新面向就会得到光照从而凸现出来，形成对于鲁迅的新认识。换言之，对历史的复杂多元关系性和结构性的崭新理解，必将推动对于鲁迅之价值和意义的重新阐发。如果说，北冈正子是通过复原明治40年代(1900年代)积极吸纳西方各种思潮而形成的日本思想论坛的风貌和历史结构，从而对身处其中的青年鲁迅其思想选择的独特性有了新的理解，那么，丸尾常喜则是以发现“鬼”的存在为契机，将观察鲁迅的视角有力地延伸到深广久远的土俗民间世界，发现了新文学代表性作家鲁迅与中国旧历史乃至被遗忘的民俗世界的深刻联系，从而对其小说里的荒诞幽默世界和黑暗的人物获得了全新的阐释架构。藤井省三由于开拓了观察鲁迅的俄罗斯视角，尤其是俄国革命影响下20世纪初东亚社会历史的复杂结构，使他注意到1920年代绝望与彷徨期的鲁迅其思想文学与一般新文化先驱的不同倾向，虽然“鲁迅对布尔什维克的怀疑和恐惧”这一观点还有待论证。而代田智明对1930年代以上海为象征的殖民地文化与鲁迅晚年思想文学之批判性关联的考察，则更开拓出了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全新路径。

　　我想，邻国日本上述鲁迅论的业绩，或许可以给面临深化的21世纪中国鲁迅研究以有益的启示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

　　(赵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