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这一天，世界发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
除了那个处境难堪的清廷之外，北面政府首脑是内阁总理袁世凯，南面政府的首脑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1月3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告知临时参议院已选举他为副总统。
袁世凯恼怒了。
就在孙中山任职的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接着，他批准了唐绍仪和北方各省议和代表的辞呈，并电告伍廷芳以后关于议和之事，南京政府须直接与他本人往返电商。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袁世凯明确表示北方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的幕僚和部下更是到处扬言：“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也就是说，以后民军与之交战的不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
1月4日，孙中山回电袁世凯，说明自己当上临时大总统完全是暂时的，绝对没有欺骗袁世凯的意思，大总统的位置绝对是在等着袁世凯的。
有确切史料表明，孙中山有使用武力北伐的准备。
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曾认为此次成功实属万幸，担心武昌起义的成功“太过迅速”，国人还未能知晓“前赴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革命政权将面对“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如果不能迅速“将此等余毒铲除”，“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
但是，无论是战还是和，无论是庆幸还是忧虑，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它的辖区仅仅是从一片国土上分裂出来的一块地盘——但是，能够称之为“中华民国”就足以令为推翻帝制而不懈奋斗的人欢呼雀跃了。
《申报》1912年元旦刊文：今日为新中华民国新元旦，孙总统新即位，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之新出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祝我新国民万岁！新民万岁！新总统万岁！
无论如何，流血捐躯已是往事，胜利总是令人喜悦的。
与所有新政权总会给民众带来惊喜一样，民国的开端如同一场大戏的开场锣鼓令人期待。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唐绍仪、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立即组织了社会改良会，其宗旨是：既然民国成立了，首先就要“训练国民”，使之具备“国民的资格”——仅有大总统，而没有国民，算是什么中华民国？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认为要培养共和思想、确立“国民之人格”，就要破除“君权”和“神权”两大障碍，而破除的利器是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
新政权的执政者首先想到了教育。
教育总长蔡元培请来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先生，加上一个会计，三个人去南京组织教育部，但是他们去晚了。“南京旧日之官署”早已被其他各部“占用”。蔡元培“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与马君湘伯遇，马时为江苏都督府之内务司长，其办公处在碑亭巷。马云：‘内务司楼上，尚有空屋三间，可借与教育部。’于是教育部在此成立”。
1912年1月9日，在三间小屋里办公的民国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帝制下的教制不能沿用了，可学堂总不能停课吧。《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4条，主要规定是：从前各项学堂，均改成学校；从前的监督、堂长，以后一律称呼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宗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一律废止；民间通行的教科书也不能有尊崇朝廷的内容。《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共11条，规定中小学加强自然科学的比重以及法制、经济等新课程。至于高等教育，在规程没有颁布之前课程照旧，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的课程一律废止。
该年出版的新教科书中，提出了两个中国人前所未闻的概念：忠于国家而不忠于个人，官员是全体国民的公仆。
新政权颁布频率最为密集的法令均涉及风俗改革。
首先解决的是一直困扰近代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男人头上顶着的那条辫子。从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剪辫子，直到民国成立前一个月清廷允许民众剪辫子，中国男人的辫子早已不是什么单纯的风俗问题了。剪辫子的浪潮在1911年与1912年交替之间达到高潮，引领这股浪潮的是全国各地的绅商们和新式学堂的学生们。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签署了《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上海首先响应。
1912年1月15日，上海各界剪辫子大会在张园召开，据说参加者有四万之众。会场上“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互相道贺声”。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在中国民间推行一个法令，不出几条人命是不行的。江南湖口“有军士数十人手持并州快剪，见脑后有垂豚尾者辄行剪去，一时被剪愚民有抱头哭泣者，有反唇相詈者……有乡民游某人入城完粮，被差役拉住其发欲硬行剪去，乡民不从，两相争扭，致铁剪尖端戳入喉际，立即倒地……”。国人抗拒剪辫子，除了遗老遗少对王朝的忠诚，百姓们“肤发受之父母”的观念，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注意，那就是很多人担心“截发容易留发难，万一大清复辟，视无辫者为革命党，必有杀身之祸”——身处与政治毫无瓜葛的穷乡僻壤，却永远在未雨绸缪中惶惶度日，这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生存怪象。
辫子问题解决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随之显现，那就是大清朝的长袍马褂,其性质几乎与辫子一样，所以民国的国民必须易服。历史到了这个时候，国人才惊讶地发现，最具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却是这个世界上服饰观念最为含混的民族，汉族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在同化了别人的同时，也模糊了自己或是被别人所模糊——穿什么才“最汉族”？1875年，大清帝国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与来访的日本人谈到中国的服饰问题，这场谈话被日本外务省作为官方外交对话记录了下来。李鸿章对日本人在明治变革中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服饰而喜欢上西装感到不解，认为这样容易令国人忘了祖宗，他说：“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而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优点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比如服装，“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立即产生了自豪感，他说既然穿上了中国服，就应该继续下去：“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日本代表随后的反驳让李鸿章颇感尴尬：“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民国初立，立即有人主张大家都穿西装。什么是西装？国人理解不一，于是城镇中到处是奇装异服。洋服的盛行随即遭到激烈反对，有人认为西装不适于中国人的习惯：“华人惯服丝绵羊皮，今如西式之衣，层层均系单夹，于天寒亦殊有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商人坚决抵制：“倘改西装，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改制呢革，势必购进外货，利源外溢，导致农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休其业。”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要求一律用国产布料制作西装，说这样既改革了又爱国了。孙中山表示赞同。他在给商人们的回信中说：“此等衣式，其要点在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使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大总统的这种亲民立场很受欢迎，但服饰的改革依旧与中国最广大的穷苦百姓无关。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绫罗绸缎，也不知道西装是个什么东西，更想不到帽子能用绸缎制作。寒夜时分，纺车嗡嗡地转动，织出的农家粗布简单地缝起来，短衫宽裤，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式，如果不是衣衫褴褛，身上再没有一块补丁，就相当体面了。另有一部分社会中层人士也长久地抵制西装，他们固执地穿中式长衫，认为这就是祖先的代表性服饰。
除了服饰改革之外，孙中山签署的一系列改革法令，实际上就是一个“禁止系列”：禁止鸦片、赌博、刑讯、缠足、买卖人口等等；禁止磕头，禁止使用大清朝官场上的“大人”、“老爷”等称谓，孙中山要求国人统统改称“先生”或者“君”，遇到“先生”或“君”的最高礼节是三鞠躬。
孙中山的护卫郭汉章回忆道：
有一位姓萧的盐商，年纪在80以上，特地从扬州专程到南京来想瞻仰一下大总统的丰采。他走进府门，正在向传达室苦苦哀求，刚好我走过去，就向传达员了解情况。传达员对我说：“我问他有什么公事要见大总统，他说没有什么公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我又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书提出，他说也没有。大总统公事忙得很，哪有工夫接见他呢？可是他还是不肯走。”我见他80多岁，又是从外地专程来的，就对他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报告一下。”我便进去向中山先生报告。中山先生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我当即把这位萧老扶将进来，领他到了中山先生面前，对他说：“这就是大总统。”中山先生含笑起立，正准备和他握手，他已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行起从前见专制君主的三跪九叩首的旧礼节来。中山先生连忙拉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最后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萧老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中山先生说：“总统离职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萧老告辞，中山先生送到办公室门口，吩咐我派人叫部车子到总统府来送他回到旅馆里去。这时，这位萧老高兴极了，笑着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最重要的文告是宣布中华民国奉行天赋人权：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给予社会最底层者公私权利以及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令民国初建的那段时光充满前所未有的温存。
但是，民国并没有给予大总统以温存。
孙中山度日如年。
临时政府成立的第四天，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表《宣告各友邦书》，以恳求的语气要求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
摘自《1911》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