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之下的辉煌与寂寞
——新世纪诗歌“年选”出版现象
刘 春
文学选本一直以其内容的高度浓缩性和相对整齐的作品质量而受到读者青睐，一册在手，意味着避免了沙里淘金的繁琐，直接阅读到最优异的部分。纵观各种选本，基本是以作品风格、时间周期、流派群体、地域方位等元素为标准，其中，以时间周期为限的选本无疑是一大主力，以年度为编选界限的选本更是重中之重。从这些选本的出现、辉煌与没落，可以看得出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和社会文化的走向。最近十余年来，年度诗歌选本的大批量出版，堪称出版界一大景观，而这里面又有多少辉煌与隐忧？
百花齐放的年度选本
可以将1999年作为诗歌年选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标志，那一年10月，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与程光炜主编的“90年代诗歌选”《岁月的遗照》挑起了朦胧诗以来最大的诗歌论争“盘峰论争”，诗歌界潜藏已久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分野开始公开化。进入新世纪，以年度为标志的诗歌选本呈现出版热潮，至少十个以上的出版社出版过诗歌年选。
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是众多诗歌年选中较有影响的一种。该年鉴自1999年以来相继由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海风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不停地更换出版社，但对诗坛新锐力量的推举，却是其不变的宗旨；书末附录的年度重要诗歌文论、诗坛大事记和诗歌观点摘要，也使这个选本在信息量上远远大于那些只有诗歌作品的选本。由于“年鉴”以民间性和独立性为立场，每一年都更换执行主编，而且执行主编和所有编委均为义务参与，因此，“年鉴”并不像其他选本那样追求上市的时效性，其出版时间往往比其他出版社的年度选本晚好几个月。比如漓江版和长江文艺版的2008年选本一般会在次年春天就上市，而《2008中国新诗年鉴》直到2009年秋天才出现在读者面前。个别年份的“年鉴”甚至因为编者的精力问题而停止出版，比如2004年就没有出版，而是在2006年出版《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成了暂时性的“双年选”。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年选自2000年首次推出以来，均能在每年春天按时出版，至2011年已出版了11本。入选此书的作品比较注重意境，注重情感的真和语言的美，“著名诗人”与诗坛新人的搭配较为合理，加上定价合理，而且兼有《诗刊》这一传统“皇家”品牌，这些因素更符合一般读者的购买心理和阅读心理。因此，该年选每一本均有较好的发行量。2010年之后，漓江社的年选改由《诗探索》杂志编选，但仍维持着以往的风格。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编、诗人韩作荣具体编选的《中国诗歌精选》自2000年首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质量。由于韩作荣本身就是一个有影响的老一辈诗人，并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多年，其诗歌视野开阔，使他编选的这个选本具有相当典型的官方风格——各种风格兼容并包，但仍以相对朴素、易于理解的作品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与诗刊社编选的漓江版年选相比，韩作荣还是给予了一些“非官方”的口语诗歌一定的位置。最近两年，该年选在选稿范围和作品风格上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责任编辑开始介入，作品内容要求上也更为注重对读者的亲和力，这也许与该年选的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图书定位不无关系。
评论家张清华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年选，自2002年起面世以来，就以其选稿风格的新异和对新锐力量的支持而受到青年读者关注。该选本无论在选稿角度还是在选稿范围上都几乎与漓江版背道而驰。漓江版年选的作品大部分出自国内最著名的几家正式文学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而春风版年选的选稿范围更为广泛，不仅从公开发行的期刊上挑选，更是花费不少精力在印数极少的内部刊物和网络诗歌论坛中披沙拣金。相比之下，漓江版年选稳重而传统，张清华的选本则显得锐气十足。2003年起，春风版年选更名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XX年诗歌》。
花城出版社从2004年起也开始推出诗歌年选，首次推出的是“双年选”——《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2005年后，这个选本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度选本。尽管人们普遍将该书的编选者、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视为“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中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但该选本立场中正，兼顾了各种写作流向，体现了编者宽阔的视野。
其他可圈可点的诗歌年选还有：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年度选本(该选本最初几年，由诗人树才和臧棣担任编选人，后来一直由宗仁发编选，至今仍持续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开始出版的《学府年选》诗歌卷(该选本最近两年似乎已经停止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敦煌文艺出版社从2003年开始推出的诗歌年选；梁平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以后陆续出版的诗歌年选。
此外，2000年以来，青海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等也断续出版过年度诗歌选本。
市场与艺术的两难抉择
年度选本的“扎堆”出现，增加了读者的选择余地，从开阔视野这一角度来说，多一些选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众多的“最佳诗歌”是否名副其实呢？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以码洋和发行量定成败的市场经济创收标准下，要推出内容不够“大众化”和“喜闻乐见”的选本，出版社必须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为了与市场接轨，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于是，某些选本有意无意地避开尖锐的、探索性的作品，而青睐于那些符合大多数人审美接受能力的作品。
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序言中，编选者张清华无奈地表达了这一遗憾：“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每每由于其在思想或文本上的‘极限性’而无法见容于我们时代的趣味和所谓标准。每一次编选都有这种‘不得不放弃’的体验，将那些本来最具震撼意义的代表性作品予以删除，而它们可能是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诗人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批判的，最具有大胆和异端的思想或技艺追求的。这就使编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残缺的编选’……因此我只能向某些诗人致敬和致歉：他们的诗因为表达方式和书写对象方面存在‘问题’而不能入选，或已被选入的诗人也未必选入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只能留下那些看起来最‘雅’和最中规中矩的作品。”
无独有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诗歌》序言中，编选者敬文东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选本都是妥协的产物，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当然，也有少数有思想立场、对文学有独到领会的编选者，缘于自己的职业责任感，坚持从边缘的、弱势的群体中发掘有特质的作品，但这样的选本，注定要失去一大部分读者。在这样两难境地中，究竟是维护一个文化生产单位的社会责任感还是顾及残酷的市场经济杠杆，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思考的难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边缘性文学作品的出版制度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能够引领人类精神的高雅题材的作品和非叙事性体裁，国家能否作为一项事业去给予扶持？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化作品都可以成为“产业”去操作和经营，有的领域，是需要作为事业去保护和扶助的。惟其如此，才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2010年中国诗歌精选》的后记中，韩作荣谈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一首写艳事的诗可以写得极其美好、雅致，甚至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没有淫秽、肮脏的感觉；可在有的人的笔下，那些伟大、庄重的题材，却写得十分媚俗，裹着厚厚的脂粉，几近于无耻。”那么，在诗歌选本中，到底是选那些极其美好的“艳诗”，还是十分媚俗的“庄重题材”作品？这个本来不是问题，在某些选本中却成了最大的问题。有的时候，编选本等同于杂技演员走钢丝，如何在诗歌题材与技艺之间进行平衡，使读者、编选者、出版社以及相关部门都满意，值得好好思忖。
“年选”往何处走
最近几年，诗歌年选在出版和销售上开始呈现疲软之势，这主要表现在部分选本的出版时间过于滞后，本来应该在次年春天出版，却往往拖到秋天；还有一些年选在出版几期后渐渐地就没有了下文，甚至笔者极为欣赏的春风文艺版年选，也在坚持10年后逐渐疲惫，2010年度的选本至本文完稿时仍未见踪影……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愈发增多，2011年5月，杨克在其博客公布了《2010中国诗歌年鉴》目录之后，网络上很快就出现了多篇批评文章，从年鉴的体例、入选作者的阵容到作品风格，均有涉及。
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诗歌年选“走下坡路”的原因——“最佳不佳，精选不精”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兴趣；追踪阅读数年后，千人一面的选本使部分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部分年选名不副实，编选者把选稿的任务交给学生或者出版社责任编辑，自己仅仅是挂名；其他类型的选本日益增多，分散了诗歌图书的销量……而窃以为，最致命之处仍然缘于当前诗歌创作的杂芜乱象。随着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诗歌论坛开始大量出现，诗歌创作空前“繁荣”，似乎每个人都是诗人。博客和“造诗机”出现之后，“诗人”更是随处可见。而发表渠道的增多和发表程序的便捷，在一定程度上使诗人们的内心走向功利，他们不再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而是追求点击率、回帖数量，追求表面的虚荣。在这样的状况下，诗歌的整体质量必然降低，“最佳”的标杆自然也随之变矮。当一个严肃的选家面对无数可供挑选的作品，我相信他的内心不会是兴奋，而是茫然——难道这些“诗歌鸡肋”，竟然代表了一个年度诗歌创作的标高？
在这样的喧嚣的状态中，一些底层的诗人们，却表现出蓬勃的创造力。2007年以来，《星星》诗刊连续策划了多个影响广泛的诗歌活动，其中“评选十大农民诗人”、“打工诗歌大赛”、“校园诗人评选”活动，发现了一批尚未真正进入诗坛中心的优秀大学生诗人，以及生活在乡村或在城市一角的诗人作品，这为随后推出的诗歌年选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几乎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从2009年开始出版《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至今已经推出了《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也许，四川文艺版和上海文艺版诗歌年选的编选过程和选稿角度，能够给某些选家和出版社一点启示。
■主持人的话
这些年来，出版界盛行着“诗歌年选”的出版，这种在时间上与创作几乎同步的编选实践，实际上还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诗歌批评方式，它不仅是对上一年度诗歌创作的集中检阅，还是对诗歌现状的特殊与及时的引导与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检阅、引导与介入中，一个年度的重要作品得以确认，而一些值得重视的诗歌动向和重要的诗学问题也被编选者所突出与强调。所以我说，“诗歌年选”其实还是一种反思、一种总结、一种对新的创作倾向与文学可能的揭示与把握。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一位选家独特的诗学眼光与精神关怀，也决定了一部诗歌选本的意义与价值。我一直以为，在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选本所起到的作用相当独特，“选家”们的独特贡献与他们的重要性，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刘春的文章对新世纪以来各位“选家”的重要贡献深怀敬意，但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时维年末，在种种“年选”正在紧张“生产”的目前，他的文章非常及时。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