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度灼伤》、《四世同堂》、《这是最后的斗争》、《问苍茫》四部现实主义大戏陆续亮相，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国家话剧院，这个刚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剧场的话剧院团。联想到即将开始的“国话之秋”与此前的“国话戏剧消夏广场”、“国话国际戏剧季”，让人对这家话剧艺术团体实现“新剧场、新起点、新时代、新国话”的自我期许充满期待，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体制改革这个时代大背景。
在这一进程中，机制改革是重点，也是难点。“体制未变而机制全新”正是国家话剧院改革的亮点。近年来，国话在“国家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艺术事业机构改革思路指导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让一度“大而散”的国话步入蓬勃发展的轨道，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透过国话这一路走来的所思所为，我们或许可以触摸到更多艺术院团的改革脉动，他们的经验对其他兄弟院团也会有所启发。
传播主流价值观，多出好戏
作为艺术院团，创造好作品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作品是院团艺术理念与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人才与市场的孵化器。作为国家艺术院团，国话担负着传播主流戏剧文化的责任，即弘扬核心价值观，重视话剧艺术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参与特性，以“真、善、美”作为剧目创作和选择的标准，创作推出体现主流艺术发展方向的优秀剧目，充分注重社会效益，为社会大众共享高雅艺术推出精品佳作。
近年来，国话改变以往单向等待主创人员提供“选题”的被动状态，而是主动介入，积极分类选材，力求适销对路。以“注重市场需求、坚持主流定位、兼顾叫好叫座”为原则，陆续创作演出《简·爱》、《向上走、向下走》、《都市囧人》等一批既“看得过瘾”又“卖得出去”的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创作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剧目上，国话则以“国计民生”为选材的视角，尤以陆续推出的国话“良心三部曲”为代表。第一部，是2009年推出的由老演员雷恪生主演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这部戏以一个老干部家庭的除夕夜为背景，从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引发一家三代人对金钱与信仰、法律与亲情的讨论和抉择，表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反对腐败的决心。演出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称赞这是一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好戏，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好教材。如今，该剧先后荣获第六届全国话剧剧目展演一等奖、中国戏剧文化奖·话剧优秀剧目金狮奖等多个奖项。第二部，是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问苍茫》。和当前众多戏剧作品以都市白领为主角，以戏谑调侃为作料不同，《问苍茫》将目光投向打工族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矛盾的展开，揭示出当前各利益群体间亟待调整的关系，引发人们对如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考。第三部，将以呼唤当今学术界“治学诚信”为题材，目前正在剧本创作阶段。
从反官场腐败到直捣学界乱象，国话“良心三部曲”折射出国话的担当与锋芒。此前掀起两岸上演热潮的话剧《四世同堂》则以致敬老舍的方式，表现出国话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由田沁鑫导演的这部大戏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舞台上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承载了民族的艰辛磨难，也传达出中国人坚守自强的民族精神。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尊重艺术家创作个性、鼓励创作多样性同时，国话在今年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年”的创作概念，力求集全院艺术家之力，探索多种现实主义风格。话剧，作为艺术舶来品在中国落地之初就以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为特征。近年来，话剧艺术的发展虽增添了多样性，却多少遗失了现实针对性的力度和锋芒。可以说，此时提出“新现实主义”是一种回应与表态。正如国话的艺术家所达成的共识，这一“新现实主义”并非单指某一具体的风格样式，而是指一种戏剧品格和文化担当。今年根据电影《烈日灼人》改编的，由王晓鹰导演的《深度灼伤》可以说是这种戏剧品格的体现。如专家所评，《深度灼伤》是“层层剥笋的结构里面展示了人的情感恩怨，焦点始终放在特定情景下人性之复杂和无奈上，并且自然而然地激发起一种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
而在“新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背后，则是国话力求树立起“推崇社会理想、体现核心价值、反映现实生活”全新剧院形象的努力，是国话力求发挥戏剧艺术“凝魂聚气”这一重要社会功能的追求。相信随着时间的积累，国话在这一艺术方向的探索将逐步使其成为主流戏剧艺术的剧目宝库。
巧用科学管理，多出人才
舞台艺术价值的体现离不开表演人才。在注重剧目创作同时，国家话剧院高度重视演员的价值。近年来，剧院在演员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逐年加大力度，在用人机制转换方面初见成效。
说起雷恪生、陈建斌、章子怡，几乎无人不知，但通过荧屏银幕熟悉他们的广大观众却未必知道他们都是国话的“资源”。可以说，国话的演员队伍是剧院的巨大财富，遗憾的是，多年来这笔宝贵的财富却一直没能被剧院善加运用。著名演员的市场认可，几乎都是从其主演的影视剧中获得——观众能说出他们主演的影视作品，却很少能说出其舞台代表作，演员们也多忙于在一个个片场中穿梭，鲜能回到剧院的舞台。
如何改善并改变这一现状？去年，国话出台《演员管理条例》，并与全体演员签订了新版《演员聘任合同》，明确了演员的责任：第一，以剧院为第一经纪人；第二，以完成本院任务为法定责任。如今，包括许多著名影视明星在内的国话260多名演员，都已在规定时间内与剧院签定新版合同，签约率100%。
与此同时，剧院艺术生产的向心力逐步得到加强，演员们的参演积极性、艺术创造力以及整体业务水平都得到显著的提高。一些活跃在影视剧中的国话演员纷纷表达了回归舞台的强烈愿望——毕竟，在演员心中，剧场是最神圣的殿堂，踏上戏剧舞台就是自我的回乡之路，观演互动的魅力也非影视剧所能替代。以大戏《四世同堂》为例。该剧集合了国话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强大阵容，雷恪生、孙红雷、陶虹、秦海璐、辛柏青、朱媛媛等众多国话著名演员倾情出演，在拓展该剧的观众认知度同时，也显现出今天国话人的向心力。
在鼓励吸引成熟演员回归话剧舞台的同时，为了建立新型用人机制、进一步扩大艺术人才的资源储备、满足日益增长的演出需求，国话与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联合创办了艺术职业培训基地，专为国话选拔和培养后备表演人才。具体来说，这一培训基地从社会中招收学员，进行专业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授课，学员通过考试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戏剧表演职业资格证书。其中，部分优秀人才通过签订协议，与国话建立起演员代理关系，成为国话注册演员。当注册演员的角色创造水准以及演出场次达到规定数量后，则晋升为国话派遣制演员——进一步形成演员和剧院的双向选择。实践证明，此举使国话以新的用人方式吸纳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使这些新人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大大激发了青年演员参与国话创作的动力和创造性，国话表演人才资源储备的良性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前不久上演的青春版《四世同堂》，从主角到配角30多个角色就全部由剧院注册演员担纲，这些演员平均年龄不到28岁，以其热情的付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勇于机制创新，多出效益
出戏出人才，同时还要出效益，这既是国话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在许多人看来，“国字号”院团有国家财政支持，可以规避大部分的市场风险，院团的担子轻松许多。但实际来看，国家拨款并非万能的尚方宝剑，即使是“国字号”的艺术团体，也面临着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演出市场中站稳脚跟、获得市场认可的严峻考验。
面临市场的考验，国话曾出现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相脱节，一度缺乏既能够适应和引导演出市场消费需求，又能常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使剧院陷入“少演少赔、多演多赔，不演不赔”的尴尬局面。不过，翻看国话近年来的演出数据则令人欣慰——2009年至今，国话演出总收入已达3200万元，仅今年年初至8月份的演出收入已经达到1470万元，超过去年演出总收入，创下国话历史票房收入的新纪录。
那么，国话是如何扭转“重创作轻演出，无营销缺市场”这一艺术生产失衡状态的呢？是什么让国话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变压力为动力，焕发勃勃生机？在国话院长周志强看来，剧院演出效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剧院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实现了重大转换。作为演出机构，剧院需要向市场输送艺术产品，并在产品的市场交换中实现自身价值。从这一理念出发，国话改变了以往“重创作轻市场”的习惯性思维，尝试与市场对接，推行制作人制度。从去年1月，剧院全面实行了制作人管理制度，明确制作人是院长艺术经营管理权的分解与细化的职责概念。剧院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艺术生产管理方式，以剧组为基本核算单元，由院长授权每个剧组的制作人，使其拥有调动使用剧院资源的权限。同时，制作人在拥有一定自由支配度的基础上，将所有收入交由剧院财务统一监管，财务则会定期将各剧目收支情况报告制作人，辅助其做出经营决策，实现演出收益目标。
“一方面，我们有了艺术生产的责任主体——制作人要对国有资金和资源负责，做到了投入有控制、产出有目标；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制作人制度是前无范例可循的改革尝试——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特性下，完善制作人体系，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新课题。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两年的运作，国话制作人体系初见成效。几位在演出市场上叫得响的金牌制作人如戈大立、李东都很好地实践了这一改革举措，把每部戏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漂亮，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改革成效”。周志强很欣慰。
除了推行制作人制度，近年来国话大力投入院线建设。如今初见成效的，首先是北京的“国话专属品牌剧场”集群。随着国话新剧场投入使用，原“东方先锋剧场”正式更名为“国话先锋剧场”，国话各个剧场进行了整合与细分：新落成的国话大剧场作为主剧场，主要上演国话大型经典剧目；新的小剧场主打中小型剧目；国话先锋剧场则定位年轻观众，主推格调健康的都市先锋时尚戏剧。其次，是国话正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话院线”建设，力求形成以北京为核心，联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演出院线格局，逐步构建点线结合的网络化演出配送工作布局。目前，剧院已率先启动驻深圳、上海、长沙演出工作站的筹备工作。据介绍，国话曾有6台剧目在国内三地同时上演，这是一般演出团体难以做到的。
与此同时，国话自2009年开始，尝试以“演出季”扩大市场规模：每年固定举办“国话之春”和“国话之秋”两大演出季，集中包装并整体推出剧目，力求将精品话剧做成长时段、多剧目、多场次、多场点的“一长三多” 演出营销模式。如今，经过五届演出季的成功举办，国话常态化演出运营格局已经形成，从而为优秀作品的产生与演出搭建起稳固的平台。
改革机制，不改公益属性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作为国有艺术院团，国话在积极开拓市场的同时，不忘肩上担负着的传播主流戏剧文化的责任。一方面，为将文化送到各地老百姓的家门口，国话积极参加“文化三下乡”慰问演出活动。结合自身的演出资源与特点，从2009年开始国话创排“‘信’主题综艺晚会”，以“和谐”为基调，通过老百姓喜看易懂、充满浓浓亲情的文艺节目传达出信心、信念、信任等情感内涵。如今，这一主题晚会已成为国话“三下乡”演出的保留剧目，先后赴福建、广东等30多个地区，深入农村演出50余场，观众累计达到50万人。另一方面，国话自去年夏季开始推出“百姓剧院”， 让老百姓低价买票看好戏。今年，利用新剧场的场地资源优势，继续拓展惠民演出规模，推出《四世同堂》、《这是最后的斗争》两台大戏，继续坚持最高50元的亲民票价，40场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拥趸。据统计，本届“消夏”戏剧广场平均上座率达到95%，观众突破2万人，较去年增长超过400%，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景象！此外，剧院创新服务方式，通过开通国话集体微博、实现“7×24小时便民服务”等一系列新举措，搭建起国家剧院与广大观众间的互动交流新平台，推动国话实实在在地成为“百姓剧院”。
对内，国话不断拓展自身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则积极推进戏剧文化“走出去”。细心的观众也许已经发现，从去年开始，国话所有剧目配映英文字幕，当然这只是基础性工作。在实践层面，近两年来《霸王歌行》赴日本演出，《红玫瑰与白玫瑰》明星版赴新加坡、时尚版赴韩国演出，《堂吉诃德》赴西班牙演出，以及近日《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赴美国演出，均获成功。去年10月，国话成功举办“国家话剧院第四届国际戏剧季——华彩亚细亚”；今年10月，国话将牵头组织首届“亚洲戏剧人高峰论坛”，聚合19个国家及地区的戏剧人参与其中，推动国际演出交流互助机制的建立。与此同时，国话多个导演则正积极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行交流合作，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将联手合排剧目，并将有更多的优秀剧目走出国门。正如国话人所说：有华语的地方就有国话；没有华语的地方，也要有国话！
和芭蕾、京剧等艺术门类相比，话剧在我国可以说是“小众”艺术；和越来越多的民间院团相比，国家话剧院则是资源与积患“双重”的“大块头”。然而，正是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历史结算”与塑造未来并行的改革进程中，国家话剧院这一“小众”艺术的“国家队”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创作并非个个皆是精品，其管理也并非完美无瑕，但其探索经验与开拓精神，既为这家剧院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坚定着同行深化改革的信心。
本报记者 徐 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