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阅览室里走出的革命团体
严昌洪
日知会本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府街附设的一处阅览室，怎么会变为革命团体的呢？
教会阅览室成了“革命布道者”
日知会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府街附设的一处阅览室(后迁至候补街高家巷)，为前任会长黄吉亭所创办。日知会订购各种报刊及新书，任人阅览，以宣扬新思想。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手下任书记官的刘静庵，闲时常到这间报刊阅览室中看书读报，因此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相熟。
刘静庵，湖北潜江人，自小师从其父学习传统文化，《易》、《礼》、《诗》、《书》、《春秋》，程(程颐程颢)、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之学，无不系统研读。儒学之外，对佛、道、耶等宗教著作也有所涉猎，因此宗教界人士，包括佛门大师、道观长老、教会牧师等多喜与之交游。
科学补习所遭破坏时，刘静庵请假出营，曾避入圣公会中。待风声过后，始回营房。一天，军中截获黄兴化名张守正写给刘静庵的一封信，其中隐语颇多，难解其意，于是报告黎元洪。
黎元洪怀疑刘与革命党私有往来，却又怕把事情闹大，于己不利，便没有深究，遂让其托病辞职离开军营。
刘静庵失去军职后再次来到圣公会，胡兰亭将其收留，并安排其与前科学补习所成员、基督徒曹亚伯住在一起。当时曹亚伯在湖南与黄兴、张继一块脱险后，也来到湖北武昌借住在圣公会中。
刘静庵吃住靠人，内心不安，暗自寻思离去。曹亚伯看透静庵心思，便与胡兰亭商议聘请他做日知会的司理(管理人员)，将其留下。之后又吸收他加入教会，为他施行洗礼，取教名“保罗”，同时推荐他担任文华书院神学班的国文教习。
刘静庵平素缄默寡言，虽然党籍在身，尚不为他人所知。此次有了教会作依靠，不仅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重建革命组织的机会与条件。
刘静庵在日知会中认真工作，负责整顿会务，添购书报，详订章则。对阅书报者，招待极为周致，有机会时还加以引导启示。他多购新书刊，散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并不时演讲时事，以新知识和革命道理灌输于读者。数月间，会务有了很大发展，革命志士纷纷来此聚集。
原本星散的科学补习所的革命同志知道后，便纷纷聚集到了日知会的旗下。
日知会实质改变的时刻
胸怀大志的刘静庵见重组革命团体的时机成熟，便决心以日知会为依托建立新的组织。
为此，他与胡兰亭商量：“如今国势岌岌！身为中国人，您也不忍其沉沦衰亡。我有一个冒昧的想法，想借此处谋求革命以救国，您能答应我吗？”
胡兰亭是一位众人尊敬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一向深明大义，闻听此言，回答说：“你的想法固然好，但就怕教会里的那些外国人士通不过。”刘静庵说：“那些外国人我都接触过了，大多是些道德高尚，愿力弘大之人，应当能够本着基督救世的宗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业。”胡兰亭解除了顾虑，慷慨地说：“国家危急至此，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我愿与你共同行动，你就好好筹划吧。”革命同志的期盼，胡会长的支持，使刘静庵的劲头更足了。他加紧组织工作，草拟章程，轻虚文，重实事，仍用“日知会”名义，对外是教会的阅览室，对内为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实质由此改变。
在吸收会员方面，他从不讲究严格的形式，而是注重灌输宗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意义而加入进来。
每逢星期日，即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以及当今救亡之道。为吸收更多的有志人士，演讲内容往往直奔主题，同时力求通俗。数月后，无论是否革命党人，只要是来听演讲的人，皆倾向于革命，且意志颇为坚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刘静庵在会上不仅报告了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还演说其成立的意义，指出瓜分惨剧迫在眉睫，若不想做双重奴隶，就“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外人之奴隶牛马”。他所提出的挽救之法就是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成立大会上，刘静庵报告了筹备情况，由张汉杰作会议记录，冯特民宣读会章。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相继进行激烈演说。讲至深处，冯特民痛哭流涕，听者为之动容。之后，每逢星期日，必有此类演讲，表现出日知会会员们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就这样，在刘静庵的苦心经营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阅览室发展演变为湖北又一个革命团体。
与同盟会表里一体
自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相信革命大业不日便会成功，于是制定“革命方略”，并派遣党员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传播革命思想。
湖北分会会长，先为时功玖，之后为张昉，又为陈镇藩、但焘。时、张、但三人因各种缘故都没有到湖北开展工作。陈镇藩虽回过湖北，但并未建立分会。湖北麻城人余诚慷慨陈词：“革命应该在内地策动，如今大家都聚在他人国都，终日谈论革命，只图口耳之快，有什么用呢？”总部乃改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回鄂主持分会事务。
当时日知会的发展已具规模，日知会的重要成员曹亚伯与范腾霄亦为同盟会员。余诚回到湖北后，便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力量，依凭日知会开展活动。余诚与刘静庵相交甚密，帮助整理党务，经理党校(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两校)。党人对刘、余二人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众多。
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正如之前表面为教会的日知会，实为革命机关一样。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日知会会务得到了同盟会的指导，声势更大。
有一种看法，认为日知会“还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严密的领导系统的革命团体，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其实不然，日知会有一个宗旨明确的章程。有章程即有宗旨，只是刘静庵发展会员重在“灌输宗旨，使其真正认识革命而归依之”，章程未能传世，我们不得窥其全貌，对其中所规定的宗旨只知其精神而不识其文字，十分遗憾。
日知会设有严密的组织，会中有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部与评议部。在成立会上，众同志公推刘静庵任总干事。此外还有联络员，由来自军学两界的会员充任，分别代表本单位会员与日知会取得联系。日知会还有下属组织与活动机关，使该团体收到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
日知会有系统的革命宣传活动，起先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举行演讲会，名义上安排会员作读书心得报告或是科学实验，实际上进行革命宣传。后为了安全起见，渐渐停止了这种聚会演讲的公开活动，转而加大传播革命书刊的力度。由鸠译书社在黄冈翻印的革命书籍和由范腾霄购寄的东京《民报》等革命刊物，通过日知会会员之手散布于军学两界。
此外，日知会的活动波及各省，会员文晋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在安徽；徐于在奉天开展宣传工作。会员曹亚伯、范腾霄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成为两会间的桥梁，加强了海外同志与湖北党人间的联络。余诚回鄂主持同盟会湖北分会工作，也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