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云里到“且介亭”--追寻鲁迅晚年的上海足迹
(记者 许晓青、孙丽萍)9月的一个周末，上海虹口区山阴路132弄(原大陆新村)内，游客络绎不绝。人们纷纷在标有“9号”字样的红砖小楼前合影留念，楼前的矮墙上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鲁迅故居”。
1927年10月起，一代文豪鲁迅偕夫人许广平蛰居上海，一住就是9年。直至1936年10月，鲁迅的一生在这栋小楼里画上了句点。
今天，当人们踏进这栋三层小楼，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租住者的朴素与风雅。一楼是客堂和餐厅，桌椅、箱柜无奢华装饰，但摆放错落有致。一个装饰柜里陈列着各色小物件，有儿童玩具、骏马拼图、望远镜，甚至还有一副哑铃。
二楼朝南是主卧室。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床、书桌、椅子、茶具、笔等陈列于此，皆是真品。一位在此担任志愿讲解工作的年轻人说，这间大约10平方米的屋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且介亭”，不仅是鲁迅夫妇的卧室，也是陪伴鲁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个书斋”。
据记载，大陆新村当时所在的位置属于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鲁迅取“租界”两字的各一半，于是这个书斋就有了“且介亭”的名号。《且介亭杂文集》之名也源自这个典故。
如今，当参观者伫立在“且介亭”里，还会被另一些细节所吸引，比如鲁迅酷爱搜集的各国版画，许广平为鲁迅冬日饮茶而特别缝制的茶杯保温套，一点一滴仿佛将时空又拉回到了大半个世纪前。
三楼是客房，同时也兼具婴儿房的功能，墙上的婴儿画像和照片显示，鲁迅之子周海婴曾在这里度过孩提时光。
据上海鲁迅故居工作人员介绍，在入住“且介亭”之前，鲁迅在上海的9年里曾两次搬家，不过几处寓所的地址都十分邻近，基本上都在今天虹口区的四川北路一带。
鲁迅研究者缪君奇在《旧影寻踪》一书中曾用“从景云深处到且介亭”来描绘鲁迅在上海的寓所变更。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对于是否要在上海久居，鲁迅起初抱着“看一看”的心态。目前已发现的研究资料显示，鲁迅抵达上海后的第一张相片拍摄于1927年10月4日，这张相片中除了鲁迅和许广平外，还有周建人、林语堂等人。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就居住在上海横浜路35弄景云里。因此抵达上海后，鲁迅和许广平也很快在这条旧式小弄中安家。景云里虽短，却汇聚了不少文坛健将，鲁迅的邻居中就有茅盾、叶圣陶等。
当时，鲁迅一家在景云里居住约2年有余，期间他主编了《语丝》杂志，后来又与柔石合作编辑《朝花周刊》(后改为旬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
1929年末至1930年初，在距离景云里仅百米开外的公啡咖啡馆，左翼作家联盟酝酿筹备，鲁迅曾参与其中。1930年3月2日，在距离景云里数百米之遥的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左联成立大会举行，鲁迅在会上发言。
1930年5月，鲁迅迁居距离景云里仅五分钟路程的拉摩斯公寓(今上海四川北路2079－2099号)。鲁迅夫妇在这栋4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的3楼租下了一个单元，一住又是3年，期间鲁迅发表著述和译作170多篇，出版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陈赓、瞿秋白等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从景云里到拉摩斯公寓，再到大陆新村内的“且介亭”，鲁迅在上海期间共搬了两次家，还曾有数次短暂的避难，其中最知名的避难地点是内山书店。今天，这些建筑基本上都保存完好，大部分保留了民居功能，并有明显的历史建筑保护标识。
鲁迅研究者、上海左联纪念馆原负责人张小红说，鲁迅先生的晚年在上海度过，他的精神与这座城市的人文脉络相融合，即使是送别他的那一刻，也是万人空巷，在旧时的上海被称为“民众的葬礼”。
1936年10月22日，鲁迅的灵柩在各界人士护送下抵达位于上海西区的万国公墓。据记载，这一天殡仪队伍绵延二里多长，人群中有从杨树浦徒步走来的书局工人，有小学生。老照片显示，当时还有人举起了书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挽旗。
如今，鲁迅先生之墓就位于上海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内，苍松翠柏环绕，供各界瞻仰。从墓地步行到景云里、“且介亭”，已成为一条经典参观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