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励夫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爆发武昌起义，全国震动。11月9日（辛亥九月十九日），广州以绅商为主导的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举行大会，宣布独立，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清廷在广东的统治宣告结束，史称广州光复或反正。
此次政权易手，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但广州和平光复之后，乱局随之开始。
革命党人分裂、内讧，军政府和军队内部不稳，是广东政局动荡主要原因。
武力裁撤民军，民军混战，是造成广州乱局的重要原因。
独立之初，进入广州的民军有约十多万人。民军组成复杂，成员来自会党、贫苦农民、散兵、游民、绿林等，入城后部分民军纪律松弛，其统领居功骄横。
革命党人分裂、内讧，胡汉民和陈炯明之间的争斗，军政府和军队内部不稳，被袁世凯所利用，是造成广东政局动荡、广州乱象频仍的主要原因。
1911年11月10日（辛亥九月二十日），胡汉民正式就任广东都督，仅月余即随孙中山北上任职，由陈炯明任代理都督。
从1911年12月22日起，陈炯明实际全权管治广东。陈炯明在代理都督任上以铁腕治粤，正欲施展其政治抱负，但仅4月余，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与胡汉民等抵广州，于是政局又变。
1913年是多事之秋。3月20日上海发生宋教仁被刺案后，胡汉民严词谴责，主张讨袁；陈炯明则沉默以对，举棋不定。6月14日，袁世凯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调充“西藏宣慰使”，任陈炯明为都督。对此，广东军政府内意见分歧，国民党人无力反击。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汉民只好弃职赴港。
8月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广东省议会。11日，龙济光率军三千攻广州，与陆军混战。13日、14日，济军入城。直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桂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又派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至10月，龙济光被桂滇联军赶出广州，才结束了为祸三年的“济军时代”。
广州光复后，革命很快走向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作为革命的核心力量的革命党，无论是早期的同盟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虽不乏满腔热血、不惜牺牲的志士，但本身有着天然的（如缺乏群众尤其是工农作基础，理论和干部准备不足等等）和人为的缺陷，还不是一个成熟、统一、有力的政党，软弱、涣散，领导层分歧、内斗，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孙中山早就“但忧己之内讧”，各种力量“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竟不幸而言中了。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孙中山更沉痛地总结和反思，指出：“是我党之败，自败也，非袁败之也”。孙中山到日本后更对人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促使他另组中华革命党。
民军对广州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但入城后处于失控状态，成军政府大包袱。
其次，革命党没有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始终听命于革命党的军队。光复后革命党面对种种问题，以军队、军权问题为最大。民军对广州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但民军队伍庞杂不整，良莠不齐，没有统一领导；入城后各据地盘，划界征税。处于失控状态的民军，成了军政府的一个大包袱。裁撤民军的结果，陈炯明成了大赢家，但也留下后患，部分原是绿林的民军，解散后仍归绿林，打家劫舍，扰乱社会治安。一部分被推到敌对营垒去，如老同盟会员、曾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得力将领、有“论功不让黄近午（黄兴）”之称的惠军统领王和顺，被陈炯明逼得走投无路，后来就投靠袁世凯，成为袁的帮凶。二次革命没有广大民军作后盾，很快就被龙济光打垮。
再次，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其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可钦可敬；但他误判形势，任人不当，过分信赖和依仗甚至迁就陈炯明，导致重大失误。民军进城，革命党取得政权后，首要在安民。稳定政局，恢复秩序，安定人心，进而改善民生，方是由乱致治之道。
但正是种种挫折与失败，促使孙中山吸取教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决定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黄埔军校，锐意建设新型的军队……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遂展开新的一页。
（作者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