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园中山堂
86年前的北京肃穆举哀，一位世纪伟人的心停止跳动。59岁的孙中山先生的确累了，他数十年间颠沛流离于扰攘纷争的世界，为着他5000年历史的祖国和四万万苦难同胞而奔走呼号，蹲过监狱、屡遭通缉、一文不名、居无定所，却矢志不渝，只为了做一件事——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封建王朝，即“掀倒专制奠共和”。
10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愿望和理想终于实现。在用汉字书写的历史上永久地删去“皇帝”两字谈何容易，但以坚韧、执著著称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做到了。至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伟业，孙中山先生虽力有不逮，却竭诚以赴，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致天年锐减，死不瞑目于京城。
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现代意识、民主精神、共和理想以及建国方略的职业革命家，自孙中山先生始；一生胸怀磊落，光风月霁，改朝换代，身体力行“天下为公”原则与志向的社会改革家，自孙中山先生始；成为伟大政治家的同时持守博爱原则，其品格与风范令国人敬仰、被世界称道的国家领袖，自孙中山先生始。
念我华夏泱泱，山河苍苍，古往今来，人杰浩荡。然，可悲可叹者，虽中国帝王陵寝无数，却惟独没有一座伟人先贤祠，若有，其最先令人追忆、俯身膜拜的伟大人物应是孙中山先生。好在西山有一苍翠欲滴的名寺——碧云寺。寺中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使人默然致哀，深情缅怀，并以国家与民族一员的名义，常思以往，瞩望未来。
如果做一奉献毕生热忱、精力于家国的志士仁人目标过高，那就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并长存爱国敬业之心。
行走与祭奠孙先生的目的，唯此而已。
张自忠路23号孙中山行馆：弥留之地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在即，追寻孙中山先生的京城遗迹计划列出：第一站——张自忠路23号孙中山行辕，第二站——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中山堂，第三站——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
1925年2月18日至3月12日，沉疴加重、需要疗养的孙中山先生，听从亲朋好友的劝告，住进了当时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府邸，即今东城区张自忠路23号。后人将其称为“孙中山先生行馆”。
在行馆迤东不远处，有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也是1912年袁世凯的总统府、1924年段祺瑞的执政府。
孙先生病逝后，居室门前悬挂一牌匾——“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并有汉白玉石刻一方：“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
一直以来，人们误传孙中山先生是因肝癌而病逝，但新近在协和医院展出的病理报告写明：“胆囊腺癌”。孙先生肝脏曾在该院解剖学楼妥善保存，后因日军占领并多方抢夺而遗失。
弥留之际，孙先生曾写下简短的三件遗书，后人称之为“伟人最后的声音”。其中，《国事遗嘱》（又称《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两件，现场笔记者均为汪精卫，证明者有宋子文、孙科、何香凝、孔祥熙等。另有《致苏联政府遗书》一件，最先将其披露的不是国内媒体，而是前苏联的《真理报》，其英文原件尚在。
谈国事，念念在自由与平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话家事，叮嘱子女自立自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孙先生称布尔什维克为同志：“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此前一年，孙先生在谈到他的国共两党合作方针时，曾对反对派严词驳斥：“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这是孙先生第三次、也是平生最后一次来北京。
首次进京，1894年，28岁，因在天津求见李鸿章不遇而顺路走访，“窥清廷之虚实”，发现“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得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旋起革命之心意；
再次莅京，1912年，46岁，民国开创之初，应袁世凯之邀前来商议国是。
最后一次，于1924年12月31日，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数万市民、学生、各界人士的守候迎接，只见彩旗、标语、传单、号外漫天飞舞，场面甚为壮观。
谁承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万众欢腾变成倾城志哀，一个短暂的春天过后，伟人已经告别人寰。
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堂：公祭之坛
北京乃至中国冠以人名的公园不多，中山公园（1928年命名）的名字是个例外，园名本身就是反文化传统的典范，也是现代国家的符号。特别是将一座古老的皇家园林，还是明清皇帝的祭祀圣坛——社稷坛，以掀翻帝制的革命先行者的大名命名，可谓意义深远。
欧美国家习惯用个人名字为城市、公园以及其它公共设施命名。城市有亚历山大、圣彼得堡、惠灵顿、休斯顿；公园有华盛顿公园，英丘吉尔庄园等。虽然中国无此风俗，各地却有中山公园近30座，建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佛山等城市。
当代北京人哪个不熟悉中山公园，这里的“来今雨轩”、“唐花坞”、“音乐堂”总能勾起人们许多回忆，但专程为祭奠孙中山而来却是头一回。
走过“保卫和平”汉白玉坊，抬首便可瞻仰鲜花簇拥的孙中山立身雕像。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拍照，他们不带着和孙先生一起的合影便不忍离去。
巍峨、宽敞的中山堂原为祭殿，建于明代，屹立在铺满五色土的社稷坛北面，左右翠柏森森，推门便见祭坛肃穆庄严。1925年春，这里曾停放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京城各界前来签名吊唁者达74万人之多。当时，公祭孙中山先生，成为京城最大的要事。哀声遍地，挽联遮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曾协助办理孙先生治丧事宜，并撰写长篇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吾党适于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联中所谓“三民五权”，是指孙先生所言三大主义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其所创五权宪法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弹劾权”。目前，社会上实行的政府公务员录用考试，多少含有孙先生的“考试权”的意味。
不料，此后仅仅两年，李大钊先生就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英勇就义。
众多挽联中，《民国周报》全体同仁所题值得一书：“国父之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这是“国父”称谓由来之一说。
另一说，是时任豫军总司令、曾被孙先生嘉奖的樊钟秀所致巨型横额，大书“国父”两字。他在唁电中也称“国父”，被认为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称“国父”之始。
最早在文章中提出“国父”称谓的，是史学家卢绍稷。他在《东西两国父》一文中，将华盛顿与孙中山作比。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首倡“国父”尊称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在民国元年被选为第一任大总统的时候，为促进南北统一起见，抱定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惜敝屣尊荣，辞去总统不做。这种伟大精神，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容易见到的。我们国父人格的伟大，是大家知道的。”
孙先生以“改良人格来救国”为题所作的演说，不过是在1年多前的事情。他面对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青年人说：“我们人类的天职，是应该做些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勉励，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
同年，4月初，孙先生灵柩由社稷坛移至碧云寺，被安放在坚固的石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