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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上书邓小平：中国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弯
给邓小平的信抄写完，已是深夜，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储望华骑车将信送到邓启元家。像接力赛跑一样，邓启元在家门口接过信，立刻骑车给叔叔邓力群送去。两天后的1977年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改变了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杨敏
1977年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改变的力量。这一年10月，教育部宣布，恢复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考。
11月初的北京已进入初冬。位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上海、广州、成都的招生现场也同样火爆。
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
经历了文革10年的断层之后，生源质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底。可是在随后的考试中他们发现，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可谓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好得让他们吃惊。
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也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0.6%。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宿舍里，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曲系“梦之队”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仍沿用文革时的名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简章》提出“自愿报名、全面考查、综合平衡、学校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下达了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号楼前的篮球场上，黑压压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视唱练耳考试在一号楼3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
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整个上海地区有5132人报考，仅次于北京的6517人，其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为什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音乐学院的这么多？一个是大家喜欢，还有就是文革时到样板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多，积压了10年的人都来了。”李西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后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
当年才19岁、很有活力的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问他拉过什么练习曲，他说拉民歌。后来他拉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铁牛进山》，很有味道。”
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作曲系的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
“为了把考生笔试的卷子改出来，确定参加复试的人，我们两个老师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李西安说。
一个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他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
经过复试，选出了10个人，包括谭盾、叶小钢、陈其纲、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里，他们每一个都很出众：叶小钢，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父亲是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外形清秀气质浪漫，才华出众；陈其纲，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虽然当时作曲不突出，但音乐基础均衡；胡咏言，21岁，曾创作悼念周恩来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金月苓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的作曲，早已经家喻户晓。
李西安不忍取舍，与上海招考区的总负责人商量，请他向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拿到全系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学生的试卷一一铺开。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怀疑。“系里的杨儒怀教授，是我的老师，说‘我不信，拿来弹弹’，于是把奏鸣曲从头到尾弹了一遍，最后说，‘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李西安说。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济济，在学校都传开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