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补习所：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
严昌洪
以补习科学的名义掩护革命
曹亚伯、吕大森、胡瑛、张难先等人认为要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而要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军队不可。于是张难先、胡瑛毅然投身工兵营，每天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秘密散发革命书刊，经常利用饭后在操场散步的机会，对士兵们讲述满人压迫汉人的故事，以激发其反满情绪。
湖南人胡瑛当时年少倜傥，善于言辞，听其演讲者，莫不感动。1904年(光绪三十年)6月，张难先、胡瑛与同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等，以及学界同志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时功璧、康建唐等，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会，发起组织机关。大家商议组织定名为“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科学的名义迷惑官府耳目，掩护革命活动进行。
会上共推湖北建始人吕大森起草章程。吕大森时为武高等学堂高材生，性情豪放，有胆有识，曾在拒俄运动中，鼓动数百学生集会曾公祠，并登台慷慨演讲，直斥政府昏瞆，激昂壮烈，轰动江汉间。吕大森拟好章程，由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张难先审查，并在会上通过。
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设机关于多宝寺街时象晋宅中，共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该所在报上公开公布章程：“学界同志于正课毕时思补习未完之课，故名补习所”。其宗旨为“集各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会员们却在心中牢记“革命排满”四字。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一面进行革命宣传，一面将知识青年输入新军。根据公布的章程，科学补习所负有帮助愿入学堂及愿入军营者实现愿望的责任，于是，有志从军的青年士子和会党成员在科学补习所的帮助下，纷纷投入军营。
湖南起义 湖北配合
在此之前，黄兴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运动时，曾经路过武昌，在他当年就读的两湖书院演说革命，并与湖北革命同志约定由湘省发难，湖北响应。
据欧阳瑞骅《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运动始末记》中所言，科学补习所建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实行黄兴的革命计划。因此，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吕大森、胡瑛亲赴长沙，与湖南方面取得联系。吕大森在舟过洞庭湖时还得诗句“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
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参加了华兴会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湘省起义计划，预定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16日乘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机举事，并请湖北同志配合行动。胡瑛被举为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
吕、胡回汉后，科学补习所成员一致表示赞同，并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因所务进展甚速，多宝寺时象晋寓所已嫌狭窄，不敷应用，便由干事欧阳瑞骅租赁魏家巷一号房屋迁居。时补习所成员曹亚伯已在长沙中学任教，就被推为湘鄂联络员。两省革命同志共同筹措起义经费和饷械，补习所印制了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
时值学校放暑假，曹亚伯回汉，补习所开会讨论进行方略，决定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华兴会、东文讲习所(该所系华兴会创办，设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接洽；武高等学堂由刘熙卿负责推动；文普通学堂由欧阳瑞骅负责；马队由刘静庵负责；工程营由张难先负责。其余各校各营，均有负责干事。其分配之枪械由胡瑛、王汉赴江西湖口起运来鄂。
湘省谋泄 成员星散
计划既定，党人按照指派职务积极进行间，不料湘省谋泄。
湖南巡抚陆元鼎派军警围其机关，逮捕党人，并搜得文件，得知湖北科学补习所为同谋，即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搜捕。
科学补习所先得黄兴电报，已知事泄，就由胡瑛、王汉等把运回的枪械移藏于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中文件名册，张难先通知各同志速避。
10月28日夜，军警围所搜捕，一无所获，仅将房东逮去。房东在审讯时供称：“赁房者为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至彼辈所作何事，小人丝毫不知。”
当时主持学务的是梁鼎芬，他见此案牵连学校，又无其他主名，恐怕案情扩大，不利于己，不利于张之洞，就在张面前大事化小，建议从轻处置。
张之洞也怕事态扩大，影响自己，也未深究，将欧阳瑞骅及宋教仁二人开除学籍了事。至此，科学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成员星散。
科学补习所虽然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却为后来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时人称科学补习所“诚鄂省最初之机关”，“为吾鄂党团之首基”。
科学补习所虽已停止活动，其成员却未停止革命行动，于是便有了年底王汉谋刺铁良的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