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我们还要“述而不作”吗？

　　大约两年前的国庆假日，旅游到河南内乡旧衙内博物馆，一进门就见到右侧寅宾馆门前的征联启事，大意是说：几百年前，寅宾馆大门两侧原有楹联一副，因年久失修，字迹全无；根据当地一位士绅的提议，博物馆把《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语作为下联，向游人征求上联，除要求符合对联的对仗平仄外，还特别提出，要“出自古代名著或名人的原话”。据说自2005年以来至今五六年，应征人数达二百余，征联件数三百有余，其中不乏文情并茂的佳作，但都因不是古籍古人的“原话”而未能中选。

　　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古汉语的学者张世华先生在一起琢磨，也戏作了一句上联：“钧座使近者悦堪称仁矣”。此联的主要意思出自《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我们所对上联中的“使近者悦”，和下联的“自远方来”既可对仗，又把上下两联的内涵结合成了一个整体，都是讲为政者应有的品德。又孔子曰“仁者爱人”，能使“近者悦，远者来”的为政者，当然是有仁德之人，故我们对的上联末尾说“堪称仁矣”。

　　这个上联显然在平仄上还有毛病。又《论语》中只有“可谓仁矣”这样的句子，而无“堪称仁矣”，我们为了平仄相对，把“可谓”这两个仄声字改成了平声字“堪称”。当然，最大的缺点还是在于从整体上来讲不是古籍古人的“原话”。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人告诉我：当地有的学者就曾提出，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寻这么一句“原话”，恐怕是海底捞针，甚至是海底捞月。

　　这位学者的议论，倒让我想到一个近乎哲学的问题，即智慧与知识的区别。

　　我想，在内乡衙内征联活动中，若真有这么一位读破万卷书的人士，凭记忆就能说出这么一句符合要求的“原话”；或者真有这么一位人士，花上多年时间，在千万卷古籍中竟查找到了这么一句“原话”，这两种人及其成果又该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以为，前者应该称得上知识丰厚的饱学之士，后者应该算得是艰苦卓绝的资料工作者。两者都值得褒奖，但恐怕都不属于“智慧”的范畴吧。

　　一般地说，“智慧”之不同于单纯“知识”的最大特点在于“智慧”具有原创性。“知识”要求“广”，“智慧”要求“新”。但两者又非绝对对立：“智慧”必须有“知识”作基础，反之，只死读书，而无己见、无创意，那就容易成为学究，也不算是“智慧”。“智慧”包摄“知识”而又超越“知识”，“智慧”是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显然就是不重创作了。当然，孔子的思想学说本身倒并非无创造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确成了中华思想文化的老传统，内乡衙内征联要求必须出自古籍古人的“原话”，便是这种老传统最生动的说明，因为那么一句“原话”即使找到了，也不过是对旧有东西的重述，而非对尚未有的东西的智慧性创作。

　　我有一位学生，留学美国多年，现在已是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十多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他见到我，首先就谈到他在美国多年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为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有创新，有己见，有创作，而不能停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味在故纸堆里翻来覆去。我觉得，他的感受值得我国当今思想界、学术界人士深思。在徜徉于固有的优点和既得的成就之余，不妨多思考一点我们的不足之处和更上一层楼的问题。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章上》）。我们的学术工作，如果只片面地重知识性、资料性之“述”的方面，却不进而强调智慧性之“作”的方面，那的确会陷入“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的境地。几千年来中华思想文化发展速度较慢，难道不是与这种片面的“述而不作”的传统有关吗？

　　张世英（作者为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