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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十年长跑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本刊记者/杨敏
2011年4月，俄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红轮》中文版第2卷，继去年的第1卷后问世。
《红轮》共20卷，每卷2至4部，每部40至70万字，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的一部小说。历史学者秦晖说：“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索尔仁尼琴1937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1965年完成第一卷，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7年，这部小说才最后完稿。
小说中文版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1998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买下版权，直到2010年，第1卷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10余年间，9位译者中两位因病去世，当年点灯熬油的“年轻”译者已退休赋闲；原编辑安春海曾携《红轮》前三卷书稿，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他自称“怀抱和氏璧”，而10年不遇。
1996年，长春
199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安春海，在策划一套宏伟的“巨匠丛书”。有意思的是，当他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纳入这套丛书时，这部鸿篇巨制还未完成。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古拉格群岛》等著作在西方公开出版，他被以“叛国者”的罪名驱逐出境，直到1980年代末，才被祖国恢复名誉，1994年得以携家人回国定居。
《红轮》的大部分写作是在他流亡海外的20年里进行的。
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找到索氏的代理人，拿到了《红轮》作品的优先授权。随后，跟俄国文学资深翻译家、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何茂正签订了头三卷的翻译合同。
1998年，何茂正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包括东北师大的朱宝宸、张达民、武学善、胡真真和李万春，吉林大学的林全胜、夏广智和李青，共9人。
“翻译是二度创作。要对《红轮》这样独特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其难度之大，简直难以想象。”何茂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红轮》共涉及几百个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均冠以真实姓名，力图还原“全部准确具体细节”。比如为写俄帝国陆海军部长古奇科夫，作者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还利用了未发表的信件和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
翻译时，需要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而且它不是按事情发展的逻辑，跳跃非常多，不是常见的写作手法。一开始真的是在啃，硬啃，后来就慢慢有乐趣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翻译了第一卷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和第三卷的第三部，共60万字。
因为白天要上班，她只能在晚上干活。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翻译。一个人在家会心慌，她习惯开着电视做翻译。“好看就看两眼，不好看就让它开着。每晚大概得到1点左右。”胡真真说。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
刚开始翻译时，胡真真还不会使用电脑，都是手写。“稿纸大概都有这么厚一摞。”胡真真拿手比划着，大概有25公分。之后，再将几十万字一个个敲进电脑。
何茂正负责统稿。仅仅统一人名，就耗费了他大量时间。“以一个人的名字来说，俄罗斯人有时称呼名，有时称呼姓，有时称呼名和姓，有时称呼全名，还有小名、尊称、卑称。”何茂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译成不同的汉字发表，读者会以为是些不同的人。在这方面，统稿时一点也马虎不得。”
何茂正花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统稿。2001年，头三卷的翻译终于基本完成。
其时，责编安春海已调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红轮》的出版陷入僵局。
安春海原本对《红轮》的出版寄予厚望，甚至策划好了让普京为中文版写序言，“因为能找到和普京私人关系很好的人”。但这一切都中止了。
安春海仍然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几年内，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五六家出版社谈过《红轮》的出版，都未能谈成。
每一次有关出版的消息传来，译者们都争相转告，兴奋不已，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真绝望了，等了快10年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学善生过一次病，病愈后，不太会说话了，但俄文说得呱呱的，经常唱俄文歌曲，好像把中文给忘了。”
在等待中，译者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
2009年，南京
一次，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黄孝阳和学者秦晖聊天，秦晖向他推荐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称此书是百年来世界文坛最重要的巨著之一。9月29日，他收到秦晖的邮件，得知《红轮》前三卷已经翻译完成，翻译统筹是东北师大的何茂正。
次日，他便与何茂正取得联系，又通过何茂正，联系上了安春海，拿到了稿件。
在黄孝阳看来，没有任何一部俄国小说，比《红轮》更深入到了曾经的苏俄帝国的黑暗世界中，但很奇怪，《红轮》的文学性常被人忽视。
“复杂性是文学的最高追求。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非线性地相互作用着，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在我看来，《红轮》就是这种写法的典范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黄孝阳提出了《红轮》中文版的出版计划。一周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开了两次会，但“基本上都是质疑和批判”。
在写给社长黄小初的邮件里，黄孝阳针对政治敏感和经济效益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政治方面，有《古拉格群岛》中文版在前，所以《红轮》的压力应该不大；关键是经济方面，是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乃至盈利？
他写道：“《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如何有效地找到他们，并实现销售？”
黄孝阳建议，向图书馆发征订信函，开展图书馆的直销工作。他查了数据，除去高职院校、中学、企业图书馆、监狱图书馆等，全国共有2698家公共图书馆。他甚至表示，如果发行部门不愿意办此事，他可以来办。
社长黄小初看了《红轮》译稿，最后拍板：赔本也出。
2009，北京
为了争取盈利，江苏文艺出版社希望借助民营出版公司的营销能力，选择了跟北京的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他们看中了时代华语在渠道尤其是“馆配”(图书馆直销)上的能力；而时代华语刚从做党建图书转型为大众出版，对《红轮》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三个月后，当《红轮》第一卷100万字的一审稿编辑加工完时，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人、《红轮》责编之一姚常伟已用废了整整6支红笔。他在编辑后记里如此形容自己的阅读体验：“我仿佛是一个惊慌的探险者，每走一步，就要停下脚步回想一下刚才走过的那段道路是否还完整存在，是否会出现坍塌的可能。然后，抬起头，继续在历史的尘埃中蹒跚而行，直到那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出现微弱的光芒，我才松了一口气。”
2010年6月，《红轮》第一卷出版。年底，获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和深圳读书节年度“十大好书”奖。销量持续递增，加印了一次，实现了盈利。
“我当时想，哪怕只卖3000套都是好的。就算亏一点，也值。5000套就盈亏平衡了。”黄孝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又一起运作了《红轮》中文版第二卷的出版。尽管在送江苏省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时，他们充满担忧，但春节过后，出版局就下文：《红轮》第二卷审查通过，可以出版。这简直是春天般的好消息。
第2卷出版后，时代华语在万圣书园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学者止庵等人出席。
姚常伟给止庵寄书时，老人非常高兴，再三强调：四个角用牛皮纸包好，千万不要把角给折了。 ★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后的、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作品。《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这一群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人、译者，历时10多年，苦心孤诣，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部巨著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
《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从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前编辑和策划人安春海、9位译者，到最后接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与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是一支涵盖老、中、青三代的庞大队伍，也是一支再也无法聚齐的队伍，因为其中两位译者已经去世。
“《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红轮》责编之一黄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