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三农”问题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作家的视野。于是，在有关底层文学叙事中，作家的笔力也就不免触及到农民。

　　农民到底是怎样的形象？我们以往的经验能否靠得住？面对这样的疑问，作家也许有很多话要说。

　　从“五四”新文学以来，农民一直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特别是知识分子与之有着难解的纠缠。主流政治对农民问题的干预，加激了“左派”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也引起了一部分作家的焦虑与参与。作家与农民的纠葛由来已久，一方面不放弃农村题材，另一方面农民的形象大多是被揶揄的对象，甚至连同情都做不到，更谈不上平视与尊重，犹如电视小品靠揭示农民式的傻冒达到喜剧效果。

　　当有人开始质疑新时期文学中新农民形象的缺失时(段崇轩：《聚焦新的农民形象》)，着实让人为之尴尬，为文学尴尬，也为作家尴尬。应该说，这确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从文学反映论的理论观点看，新时期理应有新农民形象。二从实践上说，作家并不是不知道沿海发达地区有很多新农民，可作家偏偏不去写。三从经典文学经验中看，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很难有较大突破，有重复的危险与可能，风险较大。那为什么作家甘心冒着落后于时代的笔触去写农民形象呢？

　　我们谈论这样的命题，不能抛开创作主体。在文学形态中，作家的精神资源占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作家的精神指向在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作家必须有一个能力，为我们的读者重新塑造一个世界的能力，要引领读者的情感生活和情感世界。”(陈建功：《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应该有使命感。在文学市场化的今天，作家们的欲望写作也许有更多的理由，但是从艺术本身而言，他又是动态的，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三农”问题在区域工业化时代的确暴露很多，尤其是农民的教育﹑福利以及生计都成了问题的重中之重，作家们通过自己的笔已以艺术的方式反映了出来，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我以为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写出来的作品谁在看？农民看我们的作品吗？当我们抱怨市场的时候，也许就没有把这一部分人计算在内，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作家主动放弃了这一部分市场，甚至带着某种不屑；还是我们的农民读不懂我们的作品？这是矛盾的两极。“我们在关注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应当特别注意农民的精神世界。换言之，应当全面关注农民的生活世界，引导农民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能过上充实、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肖唐镖：《撩开面纱看乡村建设中的政府作为》)难道作家也要排在这样的任务之外吗？

　　换言之，我们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有自己的自由，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作家的个人写作自由才使得新农民形象集体缺失，虽然这不免有些武断，但也是实情。因为，当我们接受新农民形象缺失的时候，就肯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以“发展”作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是新农民。那么作家的教条也由此派生出来了，恰恰是因为资本对农村的过度开发，才使得农民如此贫困。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作家的叛逆是对世俗的叛逆，也就是只对艺术自身负责。但愿这不是作家的借口。布罗斯基说：艺术是一种无后座力的武器，其发展并非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而取决于物质自身的运动和逻辑，取决于每次要求(或建议)一种新颖美学解答以往的结局。艺术具有自己的谱系、运动、逻辑和未来，与历史并非同义，而至多平行；艺术存在的方式，在于其美学真实的不断创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发现，艺术“领先于进步”，领先于历史。

　　如此说来，当前，我们并非先要急于呼唤新农民形象的诞生，而是要检视我们的误区。这里自然包括两方面，一是作家自身需要调整视角，重新发现农民。二是加强对“三农”的重视，切实改变农民自身形象。三是改变唯财论，好像没有发财的农民就不能是新农民，更应该看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精神姿态活着的，这比商业眼光看农民更实际，也更符合艺术标准。这样，才能真正看到我们想要的新形象。生活再无能，都要比艺术塑造的真实强得多。

　　作者： 陈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