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15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楞，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纽约中国人中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做得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逐渐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的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从祖国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由中国特别制做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并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色敞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就像流水一样，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慨。

　　15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行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风了，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很难过，马上托人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中国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个女子说他中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了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望，带着我走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由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到，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就说：“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1976年跟他认识。1979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和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他带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那时候感觉上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形的卡车，出出进进地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林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