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简单地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近年忽然“大师”丛出，有已故的，有在世的，多半是他人所封，但自封或他封而居之不疑的也不少。忝居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从业者，不禁生疑，说点旧闻。

　　“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的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

　　时过近三百年，秦始皇死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大师”也重现于山东。不过已非艺术大师，而是跟随济南伏生学了点《尚书》残篇，在民间教《书》糊口的儒生。

　　幸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于是时历四世，如《汉书》所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所谓盛极而衰吧，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随着唐朝一统，三教并争，“大师”的徽号被佛经翻译家玄奘夺去献给了佛祖。随后活着的高僧也纷纷称作“大师”。接着每下愈况，犹如博士由经学教官职称变成卖油卖茶的佣保泛称一样，到宋金元明，凡和尚均称大师。

　　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清末由日本借来“国学”一词，民初又突现“文化”的作用。因而直到上世纪“大革文化命”，又大搞“破四旧”前，学界约定俗成，凡称大师必合若干尺度。那尺度，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百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政治的变动十分剧烈，有的人才学俱佳却经不起大浪淘沙，有的人妙笔生花而执舆论牛耳却缺乏学识创见，有的人善于制造轰动效应却投机成性而不断自我否定，有的人好在学界结党博取虚名却盖棺不能论定。诸如此类，通过时间历史的无情筛选，百年来在教科文卫领域，堪称合乎上述尺度的大师级学者，或许仅有百名左右。

　　由此观照近年丛出的所谓大师，已故的多属他封。但也有生前不断自封而名过其实的，不敢自居大师而曾领袖群伦的，却都“俱往矣”。但看在世的。季羡林先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专家，对传统经史的认知似非其长，因而他公开声明辞谢“国学大师”头衔，应说有自知之明。但尚在人世的那班他封的、自封的或者故作谦退又实自我炒作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师”，休说未曾盖棺论定，即如彼辈不断公开表演，彰显的品格低劣，识见庸俗，学问粗浅乃至古汉语也一窍不通，只配称作假冒伪劣货色，纵然盖棺一千年，连“小师”也算不上。

　　我相信中国可能有活着的大师，惜因寡闻而未见。我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文化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未来必定大师越来越多。不过由生者来看，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不禁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尚不足以判别真伪呢？

　　朱维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报记者　曹玲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