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博导王富仁 讲述五四运动关键词

　　“五四”精神依旧很新鲜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五四”这场由有识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化思想运动引发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系列转折和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新鲜。”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他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科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科学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们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民主也一样，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必须有内涵，它有两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与人的观念上我们是平等的。

　　——王富仁

　　30年一个文化周期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当思考自己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历史和历史的思考，我们借助历史看清现实。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需要的是纪念，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历史中去反观我们自身。”王富仁说。

　　今年是2009年，向前推30年是1979年，正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再向前到1949年，我们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再向前推30年就到了1919年，正是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的转折。到1889年，是洋务运动时代，是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时代，当时活跃着的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他们要“富国强兵”，抵御西方侵略。再向前推30年，就是1859年，是中国由古代向现代的社会转换时期，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全面接触的时期。

　　他认为，鸦片战争后的这段历史，中国社会是30年一个文化周期。

　　发现被遗忘的愿望

　　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周期实现了什么目标？王富仁说，实际上，我们的理想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落后和挨打的国家了。这样的情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很明显的体现，西方看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固，中国不是一个弱国。

　　100年来的奋斗追求，我们实现了强国的愿望。除此之外，王富仁认为，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五四”审视我们埋藏在心底的一些思想和愿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

　　“洋务运动”败在脱离群众

　　王富仁首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向西方寻求真理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惨败的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在当时贫穷的封建中国背景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清朝官僚脱离人民，他们的富国强兵的计划是依靠更严重剥夺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加强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为代价的。

　　所以，“洋务运动”在发展现代社会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洋务运动”因此无法获取自己力量，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新变法”失在腐败的体制

　　“洋务运动”后是“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依靠了当政的官僚，而当时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一个腐败的体系，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是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康梁的改良自然受到排斥。

　　维新运动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但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要找皇帝支持他，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反过来说，光绪皇帝为什么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来搞改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权力，他不依靠这几个知识分子就没法实现反夺权的目的。这样导致运动的结果就是0+0=0。

　　“五四”是社会思想的运动

　　有人直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同于学生运动。为此，王富仁提出有几个概念必须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学运动”作用最大，中间还有语言运动——“白话文运动”。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是巴黎和会上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引起了爱国青年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是社会性的表现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背后有思想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是一个社会思想的运动。假如学生运动没有思想原则作为支持，这个群众运动也不会导致合理性的结果。“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所以在文化上有更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思想做基础，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平民知识分子的诉求

　　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这个刊物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这些大学的教授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知道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子。

　　王富仁分析说，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知识分子是做官的，要忠于皇帝的。但是当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筹莫展，但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拿着自己的地位来傲视一般的民众。“五四”这一批知识分子是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也是生活得挺好的。但是，这批人已经不是统治者的奴才，不是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他要说出中华民族、中国人自身的愿望和追求。

　　民主科学体现国家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这就是历史上被大家所认识的。陈独秀写了一篇答辩的文章《新青年答辩书》，提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写了一个《新民主主义论》，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有两大旗帜是民主、科学。这样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王富仁指出，民主、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带有很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性质，恰恰体现的是整个现代国家的要求，这个要求总是被三部分人更顺利地接受，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一个是富豪阶级。

　　说到民主，王富仁认为，民主制度并不是从口里讲出来的，而是从人们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反抗和斗争中造成的。

　　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有科学，就会推到科学主义的高度，这是人类社会非常可怕的一条道路。王富仁举例说，我们这30年，经济发展了，但是要防止极至的科学主义观念。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过文章，说：“外国的电是用来照明的，中国的电是用来拷问犯人的”，当电成为照明的时候，这是有益于人民的。当这个电来进行审问犯人的时候，这是对人的残害。

　　平等自由是人文基础

　　因此，王富仁表示，科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这单一名词，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性文化，科学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们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他说，民主也一样，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必须有内涵，它有两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与人的观念上我们是平等的。

　　王富仁因此总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

　　对平民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来说，需要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要概念，但却是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了。陈独秀、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胡适、胡风进入了学院派做学术研究，而鲁迅则开始用文学作品思考人生，警醒世人。

　　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坚持了人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于民主，整个社会才能更加趋向于科学的方向发展。

　　人物简介

　　王富仁

　　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著有《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等论文集多部。当前，王教授重点研究“新国学”，致力于编纂《新国学研究》季刊。

　　王富仁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提出“回到人间鲁迅”的主张，彻底改变了“文革”以前中国鲁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晶报记者 邓妍/文 首席记者 轩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