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表来看，格非是一个挺严肃的人。棕色细格子西装，淡蓝色暗纹衬衫，深褐色休闲西裤，一身井井有条的衣着，与他平时的形象相符，颇有几分“学院派”色彩。

　　3月13日晚上，在深圳中心书城参加“深圳晚8点”之“书人书事”栏目的近两个小时中，格非不说话时总是喜欢抿着嘴，用心地听别人的看法，少有笑容；一旦说起话来，往往观点清晰、铿锵有力。

　　80年代崇拜西方现代主义

　　与同为“先锋派”的苏童相比，格非的作品更具浓厚的“先锋性”。1986年，格非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让很多读者感到晦涩难解，被称为“叙述的怪圈”。第二年发表的《迷舟》则因一处重要关节的“空缺”，使故事的推进变得扑朔迷离。1988年，格非的《褐色鸟群》在主旨和叙述方法上更显玄奥，成为后来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回忆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格非说这是一种“游戏之作”，当时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在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来写作，《褐色鸟群》就属于这种尝试。“记得当时我玩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晕乎乎的，正好遇到南京《钟山》的一个编辑来上海组稿，我觉得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就开始给他赶，大概写了三四天。”格非坦言，当时写这篇小说时的感觉，他自己都忘了。“现在很多人谈这个作品，包括很多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但其实我已经很淡薄了。”

　　阅读格非的作品，能发现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子。格非说，上世纪80年代，许多西方的文学观点进入中国，“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特别崇拜西方，而且崇拜的内容当中，大部分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越是看不懂的作品，越是喜欢。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挑战’，也喜欢故作深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学没有兴趣。”格非认为，这种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推崇，与拉丁美洲的文学很相似。“拉丁美洲的文学大家，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他们开始写作时基本上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尤其是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90年代系统阅读中国典故

　　在格非看来，写作需要非常大的热情，这在作品中是不可缺少的。“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没有才华，但是不能没有热情、激情。”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过后，格非有10年的时间不想写作，因为他“觉得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快了”，让他失去了写作的热情和动力。“根本原因是我觉得80年代结束了，9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化发展非常快速，这让许多中国作家都不能适应，他们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我也不例外。”在重新寻找写作资源的过程中，格非由原来“狂读西方的书”，转变为“系统地、大量地阅读中国的典故”，因为他越来越觉得“自身有这个需要”，也慢慢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现在回过头来看，格非觉得自己在30岁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读书，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对于他后来走出困境有很大的帮助。

　　有评论认为格非的这种转变是对自己的突破，也是他在创作上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回归。但格非说他不太喜欢用“回归”这样的概念，因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一种自然反应。“对西方现代主义关注久了，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看的时候很多都看不懂，需要借助注解来理解，比如说看《尤利西斯》就要不断地看注解，不然就看不懂。”格非说，这个问题让他突然发现，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文学作品既简单又复杂。“这些古典小说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见，西方现代主义基本上把大众抛弃了，是拒绝大众的，而中国文学则没有明确的精英和大众之分。一种书出来什么人都可以读，这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写作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承这个传统。”

　　“文学热”没有必要再来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被赋予许多重要的意义，“文学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与那时相比，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学沉寂了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什么时候才能够像近几年的“国学热”一样，出现“文学热”呢？格非认为，文学曾经的“繁荣时代”，不会再来了，也没有必要再来了。“文学从来都是这样的东西，你说它重要，它也不重要；你说它不重要，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很重要，不过，没有它也不是不能生存。”格非说，回顾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学在19世纪时最为重要，这说起来让人感到吃惊。比如当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对于很多中国人的影响就非常大。“梁启超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的小说不发达。今天的人来判断梁启超这句话，你可能觉得很荒谬，可是他真的说了。这种说法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地位。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单中国重视，全世界都重视，像托尔斯泰等大作家就是在19世纪出现的。不过，那个时代仅仅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的特例。”格非认为，虽然中国出现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很好的作品，但也曾在历史上长达几百年没有出现好作品，这是很正常的。

　　所谓的专业作家就是怪物

　　这位“先锋派”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时为了强调某个观点，还会使用比较激烈的语言。比如谈到教育问题，他说：“所有的人为了挤进前10名、为了考大学，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非人能够忍受的生活。”又如提到“拿政府工资”的作家，他说：“所谓的专业作家就是一个怪物。”

　　当然，格非是坦诚的，他并不是为了“故作狂言”，而是为了表明自己身体力行的真实看法。痛斥教育问题过后，他接着分析：“你也不能怪大学生，我从来不批评我的学生，说你们怎么不读书。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可怜，有的人从农村来，家里负债，希望孩子可以出人头地，毕业以后找一个好工作。他当然要去读法律、读经济管理，能够为他的安身立命打下基础。你让他学哲学干嘛？我从来不主张、不要求我的学生‘你一定要做什么’。这些问题当中，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在里面。”

　　对于体制下的作家、签约作家，格非认为“享受这样待遇的人以后会越来越少”，而抛开一切、不顾生存问题想去当作家的人则“太自私”，“谁来养你，你的父母吗？”格非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作家，靠教书可以养活自己。“假如我可以靠稿费生活了，我的钱够用了，我也可以辞掉工作，专业写作。”

　　人物链接：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1995年推出《格非文集》(三卷)，另有《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等著作。

　　本报记者 钟华生／文　　本报记者 韩 墨 通讯员 周 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