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不”到“不高兴”民族主义13年

　　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

　　撰稿·汪伟(记者)

　　20多年前，宋强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重庆一所中学教过两年书，此前还在一家压力锅厂做过半年氧化工，后来才进重庆经济广播电台，成了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局限与长处所在。他口才不行，也没有循循善诱的耐心，注定不是一个好教师，但在纸面上阐述主张的时候，他可以在很多人心里掀起观念的风暴。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个证明。

　　这本书据说销售了数百万册，让他和其他几个作者名满天下，朋友之间也拿这个讲笑话。出版人张晓波(也就是笔名“张藏藏”的五个作者之一)一次饭局上说，从今往后我就是名人了，你们都别觉得不自在，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一年张晓波32岁，开着一家叫做“鸽与鹰“的出版公司，是北京民营书商中的一员；宋强是张晓波的校友和学弟，比他小1岁，31岁，剪着人见人爱的“小平头”。少年成名的愉快心情巩固了他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那时候前来采访的国内外记者，也都注意到了宋强的年纪。

　　那本书的愤懑口气甚至被理解成一种成长的叛逆。2007年，宋强毕业20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聚会，他昔日的辅导员在纪念册上写道，他永远记得看到《世界一家》(We Are The World)时宋强的表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We Are The World是1985年45个美国歌星为非洲饥民募捐的义演曲目，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不仅拥抱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宋强还是肯尼迪和里根的拥趸--然而，到了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上，自由女神的头像下面是手叉着腰的粗壮的美国大兵的身体。宋强提到1980年代所受到的美国的影响时，流露出了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挫败感。

　　13年前，这种转变不仅让美国愕然，它所引起的反响连作者本人都吃惊。

　　13年过去了，这群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人已到中年，他们变了吗？

　　中国变了吗？

　　13年来

　　和分外老成持重的张晓波相比，宋强并没有变老，小平头仍然精神，讲话的时候表情异常丰富。在丰台的一家卖豆浆和盖浇饭的小饭馆里，他承认，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从观点到文字风格，都很“糙”，“但是”，他语气一转，“粗糙并没有削弱那本书的解释力”。

　　他和张晓波都提到，《中国可以说不》中有些当年看似冒进偏执的预言，如今应验了。这些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宋强说，那只是到美国短暂地转了一圈之后的一个直接观感，随着制造业外移，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明显失衡。

　　这句话夹杂在《中国可以说不》洋洋数十万言激愤之词当中，起先并不抢眼，但现在被《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反复提及，原因一目了然。13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没有什么比眼下的金融危机更扎眼的了。

　　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率，这种鲜明的反差所构成的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谁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刚刚爆发了一场口角。美国人说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是华尔街溃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对此的反应是回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要求美国检讨自己的政策失误，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撰文说，世界贸易应该引进新的结算货币。这实际上是在质疑美元的地位，防止美国滥用印钞权，导致他国的美元资产贬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增持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这场危机还将深远地影响未来。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和合作前景备受关注，以至于欧洲的媒体说，要防止4月将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变成G2峰会。

　　这种景象和13年前有重要的区别。

　　用剧作家黄纪苏(他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的话说，在金融危机期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如此盛大，似乎是一种刻意的对比，让有些人产生了空前的自信。

　　黄纪苏并不认同过分的自信情绪。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但是，过分高估中国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说，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五千年来最好的——在他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的确是不争的事实。13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跃升，如今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并通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但和西方各国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受到的影响大概是最小的。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达到4万亿元，其中一部分将用于采购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这提振了世界经济的信心——当然，首先提振了民族主义者的信心。

　　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正在呼吁重新认识世界，检讨过去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批评银行家的贪婪。冷战结束，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使得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借助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可以坐享印钞权带来的好处，以低息贷款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方式，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华尔街被发明出来，将美国人那些实际价值可疑的贷款合同，销售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的央行。这不再是什么秘密。作为反思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王小东称之为“骗”——和支持这一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而13年前，这种格局正将抵达繁荣的顶峰。

　　由于书名和标题维持着相同的耸人听闻的风格，《中国不高兴》被很多人称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其实作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个作者中有三个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而新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黄纪苏和王小东都是学者。

　　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张晓波称之为“中国最好的军事专家”。黄纪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三部著名话剧的编剧。

　　写作篇幅最少的作者是刘仰，一位学者，而为这本书贡献篇幅最多的是王小东。从激愤的文字风格上来说，王小东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气质相似之处最多。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经在日本学习金融，在封面的作者介绍中，他被形容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是王小东的特殊用语，在宋强那里，这个词略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但王小东不能认可这种等同。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批评，在他看来，有一些是心怀“恶意”地自我贬低——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

　　这种针对动机的指控很难有标准和尺度可以掌握，但是符合王小东的论辩风格——“我就是这么说了，怎么了”。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王小东接连使用了三个反问句:

　　“许美国人这么干，就不许我们这么干？违背不违背(国际秩序)，怎么了？”“凭什么你们认为，很多事情美国人能干，我们不能干。美国人可以把军舰开到我们国家的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到他们的门口？道义上不存在这种限制，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力量。”

　　“就算(中国领导世界的效果和美国)一样，又怎么了？我们效率比他们高一点，领导世界比他们强一点就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些地方会一样。”

　　《中国可以说不》曾经有一句名言，“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13年过去了，较之于美国，王小东认为中国更有资格领导世界。

　　“中国可以领导世界”——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最重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