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音乐与文学共生

　　-周 源

　　国家大剧院首届歌剧节将于4月15日拉开帷幕，包括意大利普契尼歌剧《托斯卡》、《图兰朵》，法国比才歌剧《卡门》，中国原创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原野》等13部歌剧经典，都将和广大歌剧爱好者见面，堪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歌剧界的一件盛事。

　　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被搬上歌剧舞台屡见不鲜。如意大利歌剧艺术大师威尔第最为人熟知的歌剧《茶花女》，就是源于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同名小说和戏剧；还有堪称歌剧天才——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卡门》，也是由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此外还有《奥赛罗》、《浮士德》、《莎乐美》等等；在我国现代歌剧作品中，则有《伤逝》、《原野》等，不胜枚举。总之，从古典主义歌剧到印象主义歌剧；从浪漫主义歌剧到世界各国的民族歌剧……其文学素材有相当数量均取材于名著。

　　将文学名著改编成歌剧，是把一种表现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艺术再现。有时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要对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整、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歌剧对原著结构的压缩、变换等方式上。歌剧作品因体裁、篇幅所限，往往需要满足情节更加浓缩、冲突更加激烈、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等自身需要，将原著中一些原本无关紧要的、无足轻重的情节或人物加以重视、给予渲染、甚至“无中生有”，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和入木三分的刻画，使其艺术形象更具戏剧光彩。

　　例如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经典歌剧《卡门》，完成于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出版近30年之后的1874年秋。比才采用这一题材写作歌剧，显然意识到了故事中的深刻内涵和音乐潜能。原著中，根本不存在米卡埃拉这一人物，完全是歌剧脚本作者的创造。对于改编前的原著，米卡埃拉可有可无，而对于改编后的歌剧，米卡埃拉则是作者成功的创造。剧中的她，贤慧温良，对唐·荷塞的爱情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甜蜜温柔。米卡埃拉的端庄娴静，极为鲜明地反衬出卡门个性的自由叛逆、放荡不羁；而于唐·荷塞，因为歌剧将原著中对其家庭背景、道德情操及爱情生活等纯叙述性、非戏剧化的内容尽皆删减，米卡埃拉的出现，正好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了简洁、直接的参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歌剧的文学性创造在原著基础上的丰富和深化，很好地将文学性融合在歌剧的戏剧性、音乐性中，从而更好地揭示出情感纠葛和性格冲突，使整部歌剧成功发挥了其艺术元素的优势，取得了歌剧音乐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收获。

　　在一个多世纪的演化史中，“卡门”这个人物吸引了各路英杰，历经文学、音乐、电影、舞蹈等诸多媒介的诠释，但只有在歌剧《卡门》中，“她”才获得了充实饱满和有血有肉的本体存在。这是一个必须依靠音乐的呼吸才能获得全部生命的人物，她的妖冶、狂放、热情和坚决，她全身的感官性魔力，几乎“本能地”召唤音乐的加入——因为音乐在所有艺术媒介中，是一种最有效的直刺神经感触的武器。以音乐塑造“卡门”，优势不言而喻。“卡门”似专为音乐而生，音乐也在期待着“卡门”。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连续观赏《卡门》20次之多，他的一席话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因兴奋异常而忘乎所以的口吻：从梅里美那里，音乐取得了逻辑，即使是在激情中也不例外。这音乐令人愉快，但并非法式或德式的愉快，而是非洲的愉快。宿命笼罩着它！它的快乐短暂、突然、不求谅解。真羡慕比才有勇气表达这种欧洲文雅音乐先前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感性——这种更为南方、棕黑、烧灼的感性……还有爱情——被移植到大自然中的爱情！爱情作为一种命运，一种灾难，讽刺、直白、残酷，就像大自然本身！作品结束时，唐·荷塞的最后叫喊——“是我杀死了她，我……我亲爱的卡门！”如此严峻、如此可怕地表现出构成爱情核心的悲剧性反讽。 尼采以其典型的尖锐感受力，道出了歌剧《卡门》的实质。

　　《卡门》写的是爱情，但又不仅仅是在写爱情。通过爱情，写出了感性生命的不可预测与不可捉摸，也连带写出了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卡门，一个吉普赛女郎，美貌泼辣，桀骜不驯。她是所有男人的猎物，又是所有男性的陷阱；唐·荷塞，一个普通士兵，循规蹈矩，恪尽职守。但他不自觉走入卡门的魔圈，厄运从此缠身，直至走向毁灭。这就是感性生命的原初状态——“南方、棕黑、烧灼”；这也就是爱情的本真原型——“讽刺、直白、残酷”。足见文学名著对歌剧的文学价值以及由此对歌剧的音乐性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