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淡清虚最难做”

　　———悼林斤澜先生

　　□苏北

　　前一阵去了皖西，整天与泥土树木为伍，不闻世事。一进家门，妻子说，林斤澜去世了。“啊呀呀！”我的心立马沉了下来。

　　去年底，我将《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书稿特快寄给他，并在信中写道“先生您给看看，方便中给写个八九百字的短序……”信寄出后长时间没有回音，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原信退回。我给汪曾祺的小女儿汪朝发短信。汪朝说，年内住了几次院。我说怎么回事？她说，还是老问题，肺。

　　前年5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满是林阴的院子里，十几位来参加汪曾祺逝世10周年座谈会的嘉宾三三两两站在那儿寒暄。林先生从大门走进来，远远的就看见了我。其实我们已经有10年没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写曾祺的那些文章，我都看到了，很有感情。他说话总是笑呵呵的，甚是亲切。他脸色很好，一头银发浓密服帖，衬衣外罩着一件灰色小马夹，清清爽爽的。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请林先生讲话。林先生说，一个叫美学需要，一个叫社会效果。这两个，曾祺都达到了。曾祺晚年写的《聊斋新义》，十几篇文章，我就想：年轻的同志要多琢磨琢磨，这里面有些名堂……都说曾祺“下笔如有神”，我琢磨神在高雅与通俗兼得。

　　林先生思维清晰，人亦颇为精神。“死”这个字离他远着呢！因此汪朝大姐告诉我林先生住院，我也只以为是一种老毛病、老年病的平常住院。哪知道情况的严重！老人是如此的脆弱！亲切、睿智的林先生这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读林斤澜作品，特别喜欢的是他求变的时期，他写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溪鳗》《袁相舟》《笑杉》《李地》。这些小说都有一股特别的“味”。什么“味”呢？汪曾祺说是“涩”。初读《矮凳桥风情》，有时被弄得一头雾水，恍兮惚兮，像梵高的画，色彩迷幻。林先生自己倒有一套理论：“我写的人和事，自己也弄不明白。”“我都懂了，我还写它干吗呀！”汪先生评林斤澜：“冷淡清虚最难做”，充满深情。孙郁写《林斤澜的本色》和《林斤澜片议》，很有见地。孙郁说：“他善于写神秘的短章，表达时跳跃闪动，从不一条路走下去，一笔双影，一腔二调，一身两形。”“读他的作品，有时也像民国文人的笔记，野史与乡邦文献尽入其眼，加之野狐禅的讥诮，使文章如暮色中的乡间古道，影影绰绰之间，闪着神秘的光，让人有无限的遐想。”说出了林斤澜自己的苦闷，不解，恍惚，不确定性，打水漂的飘忽感。林斤澜求变之后的文字有了一种全新的、别样的感觉。他的《小说说小》，也是很好的文论，写得很有情趣。从中也可以看出林斤澜读书和知识积累的脉络，对了解林先生，是一把极好的钥匙。可惜这本书现在已不多见。

　　林先生曾为我工作的报纸写过两篇短文，都是写孩子的。手稿中圈圈点点，改动甚多，给人的感觉还是干净清爽。稿件的整洁与否，并不在卷面改动多少，而在于那些改动和牵出的线条、文字，有没有书卷气。可惜那些手稿当时交给校对，并没有要回保留。稿件中的附信也不知了去向，现在能见到的，似乎就是夹在一本什么书里的信封了。

　　我痛惜我的遗憾，由于散漫和疏懒，没能早些时候让林先生为我写下一点文字；也痛惜到北京时，多往来于无聊的应酬，而没能常去林先生府上，多聆听聆听他的教诲，总以为日子还早。一旦失去，悔之已晚。

　　林先生的女儿说，林先生是笑着走的，一向乐观的他不喜欢别人在身边哭哭啼啼。人们都说，林斤澜和汪曾祺是“文坛双璧”。他们的友谊是外人难以深晓的。汪先生去世后，林先生少了一个可深谈的朋友，内心无比寂寞。我倒是要说，这一回老哥俩终于是见面了。

　　林先生在汪曾祺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说：我生病在医院里。醒来，看见曾祺的人，他就不过来。我说：你过来，你过来。他就不过来，他就在那儿说。仿佛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呢！

　　这一回，林先生自己过去了。而我们的内心，却充满着无比苍凉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