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思想家就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也曾大力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化艺术的大众化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当今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究竟应当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值得充分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其价值取向是与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的。比如鲁迅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显然是着眼于大众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使文艺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毛泽东倡导文艺大众化，目的也在于唤起民众，“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也是与新时期的再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进入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就变得更为多样化了，从那些大众化文艺实践的发展趋向来看，其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颇为突出和复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存在一定的价值迷乱。

　　不言而喻，文艺大众化，当然需要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充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过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却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

　　在某些人看来，当今消费时代人们的生活目标不过是追求快乐：在物质生活方面追求享乐，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追求娱乐。于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被理解为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而“服务大众”也被具体化为“娱乐大众”。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个时期以来的文艺大众化，包括某些“大众化写作”、影视节目、网络写作和媒体文章等，也都普遍追求“娱乐化”，只要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博得众人哈哈一笑，赢得足够的销售量、收视率、点击率等等，似乎也就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而一旦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仅仅定位于“娱乐化”，惟“乐”是求，娱乐至上，就有可能导致种种价值偏向：轻则忽视文化娱乐的精神品位，遮蔽和消解文艺应有的多种功能；重则容易由“娱乐大众”滑向“取悦大众”、“迎合大众”，追逐低级趣味，从而陷入文艺低俗化的误区。实际上，当今有些人打着“文艺大众化”的旗号，以满足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为标榜，以不断扩大销售量、收视率、点击率和参与率等等为策略，背后所追逐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种种现实利益。为此，一些所谓“大众化写作”和影视媒体节目，一味迎合消费市场的低俗需求，不择手段地制造“娱乐”效果吸引大众，只要能诱导人们消费，不管是什么题材内容和人物故事，都可以按照“娱乐化”模式加以打造；不论是古代经典还是红色经典，都可以拿来“戏说”、搞笑乃至“恶搞”，反正是“你娱乐我赚钱”，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只是在这样的“娱乐化”价值导向中，文艺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却被严重扭曲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是文艺大众化，不就是要服务大众、满足大众的需求吗？文艺娱乐化，一方面是群众愿意消费，另一方面又能带来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况且，消费时代的观念是要把消费者当“上帝”，如今大众就是消费市场的“上帝”，充分适应和满足他们的娱乐消费需求，这又有什么不对？然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某些大众化文艺观念的似是而非之处，也是当今文艺大众化在价值取向上容易陷入的误区。

　　毫无疑问，文艺大众化的确应当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中也包括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娱乐大众”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它也应当是“服务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一，“娱乐大众”是否需要坚守一定的精神品位和价值底线，是否可以无原则地取悦和迁就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是否可以不顾一切迎合消费市场上的低级趣味，作为文艺生产是否可以只遵循“娱乐化”的市场规则而不管精神价值导向，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不言而喻，用不着过多论证。其二，“娱乐大众”是不是当今文艺大众化的惟一功能和价值取向？换言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否仅限于娱乐消费需求？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除了娱乐之外，难道就没有精神世界进一步提升与丰富的需要吗？在我看来，当今时代的大众化文艺，除了“娱乐大众”，还有一个“引领大众”的问题，因为文化艺术的功能并不仅仅具有娱乐消费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精神引领的功能——究竟将大众的精神境界往健康向上还是低级趣味的方向导引，这并非一个可以忽略不顾的问题。

　　从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总是需要不断建设，从而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之所以需要这种引领，是因为人性本身是复杂的。恩格斯曾说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表明，在人身上总是保留着一定的动物性，区别只在于保留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而已。换言之，在现实的人身上，既存在人性的优点，也存在人性的缺点或动物性。而人类进化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正是不断超越动物性和克服人性的缺点，从而实现人性提升与优化的过程。通常所谓教育“育”人、文化“化”人，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基本功能。因此任何进步文化，总是着眼于将人性以及人们的精神境界不断引向升华，引向健康、健全与全面丰富。而那些低级趣味、品格低下的文化，则往往刺激人的本能欲望，扩张人性的缺点，将人性向动物性导引下滑。倘若任凭这样的文化泛滥，刺激人的动物性不断膨胀，有些人甚至可以变得人性泯灭、禽兽不如。其实这样的道理谁都明白，只不过一些人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甚至专门瞄准人性的缺点和弱点赚钱，将起码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置之不顾，这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抵制。

　　总之，面向大众、服务大众，仍然是当今文艺大众化应当坚持的方向，但它的价值取向不能仅仅是娱乐大众，更不能容忍用抽空了审美精神的低俗化娱乐去取悦大众；往更积极的方面说，还应当倡导用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引领大众。而问题只在于，如何将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与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引领”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娱乐中注入审美理想，真正实现“寓教于乐”，这是当今时代文艺大众化需要着力探索的现实课题。

　　赖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