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过去一周年了，现在是真正灾后重建。我们一年以后，从艺术的角度表现灾后重建的时候，仅仅讲到地震当中的英雄事迹，我觉得是不够的。

　　关于地震的作品我看了一点，比如震撼世界的几天之类的，还有其他一些戏。我比较担心一些事情，比如我们现在“5·12”的表现仍然是隔靴搔痒的，就是你多大程度上真正感受到，这个事情就是那种对生命的那种危险，那种伤害，最终体会出来那种生命的意义。

　　回过头来，这样一个大的灾难给我们这种生命体验，一年以后怎么更深体味，怎么更深认识它里面的生命意义，我认为这甚至是五年十年以后，都可以一直说的话题。

　　二次大战过去六十周年，为什么还有人写二次大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不是讲二次大战的进程，不是讲二次大战表面的事情，是在讲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提出的那种各个方面的严峻的挑战，然后把生命体验写出来了，我觉得艺术创作，在“5·12”一周年以后，其实更多的要写的是这种东西。

　　国人有时候有一种心理，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创痛，赶快忘记，中国有一句话，叫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其实过去的不但不能让它过去，还要不断地挖掘里面更深刻的意义，更深刻的生命内涵，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于艺术创作，还是对于普通人，对于生命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不认为，把“5·12”这件事情轻轻地从我们记忆里抹去，是一件对我们的生命尊重的方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跟你的生死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你了解他的生死，实际上等于了解自己的生死。那些生生死死，体现出来的含义，或者灾难对于人的那些含义，其实正是我们的艺术创作，要做的事情，要挖掘的事情。只要有新的生命感悟，只要有新的开掘，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我们缺少那种生命意识，任何一个人的这种灾难，任何一个人的生死，其实都跟我们自己有关，这是一个对生命价值最大的理解，和最大的同情。

　　如何能在生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生命信心，在我看来这就是后地震时期的人文关怀，而这些人文关怀包括艺术创作。之所以叫做后地震时代，因为在一年后关注地震本身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不够。就像我去年做《坚守》，它是个纪实的作品，是我和演员们在现场经受着余震，用带着流血的生命感受排出来的，即便演了一百多场我也坚持最初的创作，不去做修饰和更改，原因就是它已成为记录生命感受的标本。但是一周年后，回过头再看灾难，它给我们带来的更深意味，可以有无休止的思考，而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守》的姊妹篇《坚强》，表达我们对地震深刻的认识和生命意义的开掘。

　　这个东西跟我们每个人有关，所以我最近老在想惠特曼那句诗，就是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正为你而鸣，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人与人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

　　□王晓鹰(话剧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