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人性的灾难文艺最有力量

　　单士兵

　　这一年的汶川，生活在悲悯与坚强的目光下。站在周年祭的时间节点，记忆开始倒带，那些没有到过地震现场的人们，会在有关地震的诗歌、文学、歌曲、影视中，将那一场人间悲情定格，在细节中翻新并思索。

　　汶川地震之后，灾难文艺井喷，作家与艺术家们都很忙。“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汶川地震之后的诗歌浪潮，让这个诗歌国度的诗情获得一次彻底的释放；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地震后不到半个月，即有4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90余种抗震救灾的图书。而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前夕，祭奠那场灾难的文学作品，再次扎堆呈现。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揭示了某种艺术规律。好作品，离不开时间沉淀，没有痛定思痛的理性与冷静，灾难文艺很可能沦于浮躁的表态式，进而有悖于文艺的伦理。在我看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属性，是双重的，既是公民，也是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灾难面前，公民身份可能比艺术家的身份更重要，更本质。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大痛苦，文艺工作者如果仅仅把目光落在那些催生艺术的土壤上，本身就是悲哀。他们很可能在自恋于那些文艺化情境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可能再次撕裂灾民伤口，引发巨大疼痛。这倒不如积极践行公民责任更有力。

　　是的，灾难文艺的本质，是用于减轻疼痛、愈合伤口、留住记忆以及提供反思的。对于汶川地震而言，需要灾难文艺来承但价值使命，它真实、温暖、人性而且有思想艺术价值，来激励人心，来防止灾难记忆的风化，来提供深刻的社会警示。越是灾难文艺作品，越应该有高规格的要求，越应该有高质量的保障。而对这一年灾难文艺的回顾，却发现那些真正反映地震中人的内心世界强烈冲突，揭示地震中最为复杂甚至是潜藏得极深的人性的作品，并不多见。甚至，还轻易就可以发现，一些打着文化标签的灾难文艺作品，充满空话、大话与套话，似乎更像是抗震救灾政绩的宣传。惟有人性的东西最真实，惟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让人们拒绝旁观，拒绝遗忘。

　　这样两部有关灾难的作品，应该留给我们有益的启迪。一是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于1986年出版的这本书，离灾难发生有20年了，作者以个人的体验和科学的统计，对唐山地震进行全貌展现，因为真实，才更具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思考价值；还有一部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鼠疫》，作家兼记者的加缪在描述发生于1940年代的那场奥兰城瘟疫灾难时，通过对人性的恶与贪欲展现，来复苏善良与温暖，从而重建起对未来的信心。这两部公认的优秀灾难文艺著作，因为是真实的、人性的，所以才是最有价值的，最具力量的。

　　这一年的时光，对灾区重建来说，无比急迫，但对灾难文艺来说，还是可以视为一种开始。时间让我们把现实看得更清，也能让我们更懂得，在面对贫穷、卑微、粗砺、黯淡、伤残、苦痛的生命时，如何以文化艺术的手段，让温暖的力量持续凝聚灾区，让受伤的心灵走出疼痛哀伤，如幸福之船撑出悲伤河流。

　　(作者为重庆时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