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要“艺术”，还是要“大众”？

　　-本报记者　陈香

　　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正在走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同时，也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化期。全国579家出版社涉足少儿图书出版的已达519家，与其同时，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日益多元，旧有的儿童文学观念正在受到来自创作现象和市场的严重冲击。

　　究竟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其评价标准是否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与“市场”，两者间是否无法调和，究竟哪一项才是评价儿童文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商业化，又在怎样改变和影响着儿童文学，我们又如何看待这种改变和影响？

　　长久没有理论上的厘清和阐释，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现在，正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刻。

　　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正在走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同时，也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化期。近几年来，少儿图书板块、尤其是儿童文学成为拉动全国零售图书市场增长的主力军之一，销量超千万册的超级畅销书屡屡在儿童文学中出现，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调查数据，全国579家出版社涉足少儿图书出版的已达519家。与其同时，儿童文学的创作正在日益多元，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旧有的儿童文学观念正在受到来自创作现象和市场的严重冲击。

　　“出人意料的、使人感到实在难以把握的变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甚至不安。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抑或是读者，对这些变化都显得有点无所适从。”学者曹文轩说。

　　譬如，对现今的儿童文学写作格局究竟如何评价，我们正在迎来儿童文学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还是最坏时期？究竟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其评价标准是否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对一些新生的、并迅速攫取市场的儿童文学写作形态，究竟如何评价，其持续发展的路径又在何方？“文学性”与“市场”，两者间是否无法调和，究竟哪一项才是评价儿童文学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的儿童文学和大众的儿童文学，两者如何区分，如何判定其价值？商业化，又在怎样改变和影响着儿童文学，我们又如何看待这种改变和影响？

　　长久没有理论上的厘清和阐释，儿童文学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论是出版还是创作，都已深陷无序，众声喧哗。

　　正是在此背景下，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由接力出版社和桂林市市委宣传部承办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桂林召开，高洪波、束沛德、樊发稼、张之路、曹文轩、王泉根、梅子涵、方卫平、朱自强、秦文君、刘绪源、彭懿、白冰、孙建江、李学斌、李东华、安武林等数十位儿童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作家和知名出版人，就十几个议题，从不同的视点与角度，发表了大量富有理性和建设性的观点，经过充分的交锋和撞击后，部分观点已经成为了与会者的共识，而这些观点，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实践的走向。

　　“此次会议，对于未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位学者如是言道。

　　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图景

　　“分化”，成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图景当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以新旧世纪交替的几年间为分水岭，中国儿童文学步入了史无前例的‘分化期’。”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说。就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而言，朱自强指出了四种“分化”现象：其一，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正在约定俗成，逐渐确立；图画书从幼儿文学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有的儿童文学体裁；在与语文教育融合、互动的过程中，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从儿童文学中分化出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俗(大众)儿童文学从儿童文学分化出来。

　　其中，“通俗的儿童文学”与“艺术的儿童文学”的区别与厘清，成为当下儿童文学界最为关注的事件。由于接受对象文化、审美能力偏低，儿童文学在总体上具有通俗性、大众性倾向。但是，在儿童文学内部，相比较而言，依然存在着较为通俗和较为艺术的两种作品类型。

　　毋庸回避，面对通俗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中呈现出的一些现象，评论界是发生过很大争议的。其中一个有意味的重要问题是，有的评论误将艺术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向度，套在某些通俗儿童文学作品上，造成了批评的错位。但是，虽然目前通俗儿童文学的相关批评有一些，但系统的通俗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尚未建立，这就给了某些劣质产品混迹于通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可能，这也造成了社会对于儿童文学的误判和批评。

　　如何构建通俗儿童文学的系统评价标准呢？评论家刘绪源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兼具技术分析、市场分析、大众传播分析的工作，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不应混为一谈；其二是仍用审美批评的方式，分析其中文学性成分的性质、比重、特色等。”但他同时指出，通俗儿童文学追求的是“好看”，艺术的儿童文学追求的是“好”；“好看”可以一目了然，“好”则惟有审美的眼光和耳朵(还有心灵)才能接受，因此，纯文学是脆弱的，在商业社会更易被扼杀，因此，真正应该保护和扶持的，恰恰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优秀的“艺术儿童文学”作品。

　　刘绪源的判断在现实图景中得到了印证，在作家秦文君的观察中，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正在出现一味“浅轻失重”的趋势。“去书店看看，还是有忧虑的，总体看儿童文学好像是处变浅变轻的风潮里，书名眼花缭乱，富有游戏意味。拿过读读，立刻发现有些作品内容没有分量，另外，这作家与那作家之间缺少足够的差异，风格挨得太近，‘面孔’差不多，疑似‘近亲’。当然有的书还有问题，明眼人仔细辨别，就能分析出作品的哪一部分是借鉴了某作品，灵感派生于哪部大作，或者是哪几本书的组合。”由此，秦文君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儿童文学的门槛似乎在放低，难道有写作基础的，脑子好使唤的就能成为儿童文学作家？”

　　什么是评判儿童文学的根本标准？

　　“浅轻失重”的趋向，似乎是儿童文学出版进入商业化时代的必然现象。如前所述，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更多的来自自发的兴趣，偏向作品带来的愉悦的游戏性质，更愿意接受此类作品，与之相应，商业化时代的出版，也将尽其可能的催生此类作品。

　　由此，儿童文学评论界和理论界的集体困惑是，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是否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市场应不应该成为其中的重要指标？

　　至今，无论是成人文学界还是儿童文学界，这个问题仍未有普遍被认同的答案。有学者认为，衡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发行量无关，只与其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任一时代都会孕育代表其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概莫能外，市场接受度也应该成为评价标准之一。

　　无论如何，市场化时代虽然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开放性的文化空间，但依然无法逾越文本作为意义存在的底线，在对优秀的儿童文学文本的评判上，专家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秦文君认为，儿童文学能多一些爱和童趣当然好，可是那也不是一味走浅，变轻，因为文学还是要富于艺术灵性，有人世间的冷暖，有人类的道义和情感的，它的职能还是用艺术之美感动儿童。秦文君承认，写儿童文学是要比写成人文学要轻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而是需要看透那些厚重的东西，把它羽化为一些很轻灵的东西来描述，是“轻得”又“重得”，是深又是浅。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也“不必朝成人文学相同的生活题材与艺术范式靠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应在生活真实的问题上与成人文学拉开距离，远离暴力，远离成人社会的恶俗游戏与刺激。“前苏联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高尔基说过一段深刻的至今依然引人深思的话：‘儿童的精神食粮的选择应该极为小心谨慎。真实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不能和盘托出，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毁掉儿童。’”但王泉根同时表示，“远离恶俗游戏与刺激”，并不是说儿童文学可以回避真实的对象世界的现实社会人生，对儿童进行“瞒和骗”，苦难与恶俗、诈作、暴力等虽然都是尘世的真实，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苦难是人生的无奈、不幸，需要同情与拯救，而恶俗、诈作、暴力则是人世的污秽与脓疮，需要彻底抛弃与割除。

　　至于何为儿童文学的“轻”和“浅”，王泉根提出需要具体分析。比如，“有论者抱怨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典型化不够，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类型化人物，认为这是儿童文学‘浅’‘薄’‘缺乏深度’的重要原因。也有论者把典型化视为艺术的儿童文学，给类型化贴上通俗儿童文学的标签，我则认为，低龄孩子的文学阅读需要的正是那些个性鲜明、特点突出的类型化形象。”王泉根分析，对于具有“具体运算阶段”思维能力的小学校儿童而言，他们的思维水平也还没有进入足以做出高度抽象的逻辑判断、进行自主反思的层次，对他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成长、快乐、幽默、幻想、探险、寻秘、游戏等是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的，这些孩子需要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个性鲜明、特点突出、使人过目不忘的类型化形象。

　　也有研究者提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儿童与成人的可贵品质叠合在一起才构成丰富的人性。“一般说来，儿童文学的文本意义不似成人文学那样追求深刻的主题，单纯的主题更适宜于儿童透明的目光，但单纯不是单薄，更不是肤浅。儿童的阅读期待并不能满足于一次性消费的确定性意义的单面作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如是表示。佐证徐妍观点的是，巴西当代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发表于1988年的一部畅销书，至2000年仅在国内就印了158个版次之多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它的多重意义甚至消解了儿童和成人的边界——少年可以解读为一场奇幻的冒险，青年可以解读为一次朝圣的历程，中年可以解读为一种梦想重新复活于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则可以解读为如何智慧地应对生命之谜底；安徒生的童话则为低龄儿童确证了经典阅读样式，那些透明的忧伤、绮丽的梦想、人生的磨难、犀利的批判、顽强的追求、真诚的信仰，一经进入童年的世界，便铺垫了一个人一生的精神底蕴。

　　所以，虽然很难设想米兰·昆德拉式的思辨语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段的意识流动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因为儿童的天性就是喜欢按照游戏的思维方式与故事中的各种形象打交道，也虽然儿童不具备成人的知识结构所赋予的理性分析力，“但他们与生俱来的简单明了的直觉判断力则可以辨析出作品的魅力值”。徐妍如是说。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大人和小孩能共读的，小孩读了有小孩的想法，大人读了有大人的感悟。孩子们对一个作品感兴趣的时候，首先是认为它有趣。但笑声过后，必须留下东西才有意义。”秦文君说。

　　同样，作家张之路的感受是，“让孩子哭也好,笑也好,都不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我个人以为，当一个孩子看了你的书，思考了一会儿，体会了一些人生的况味，这才是最理想的”。

　　被市场“绑架”，还是被商业“催生”？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儿童文学与市场还是呈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则已经完全不可能超然于市场之外了。从一吐为快到尊重读者，从无视市场到在意读者，这是市场化进程中文学发展的必然。尤其是，《哈利·波特》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全世界都看到了儿童文学所具有的丰厚的商业价值和巨大潜能，这也裹挟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快步进入了一个产业时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来自市场的挑战。

　　商业化，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话题。研究者总的倾向是对商业化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在发言中，大家普遍表示了对儿童文学被市场“绑架”的担忧。市场制约着儿童文学出版，毫无疑问，也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这种“制约”和“影响”是否全然是负面的呢？

　　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感受是，“巨大的发行数，不正是凭借商业化而得以实现的吗？凭借或是利用商业化，不是也能将优秀的儿童文学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吗？”他认为，商业化也可以成就优秀的儿童文学。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儿童文学无法回避市场；对于创作者，市场意味着读者，对于出版者，市场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市场本身并不可怕，市场可以催生一批又一批低档次的作品，市场同样可以孕育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关键在于，是无条件一味迎合市场，还是按照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市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孙建江举例，没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参与，90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界就不可能齐集性地出现一批“幻想文学”作品，没有这些作品的出现，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就不是现在的模样；再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就开始推出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在中国引发了幽默儿童文学的创作潮流。

　　连续六年保持少儿图书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对于市场的双重作用力，浙少人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没有通俗作品的存在，出版社早该关门打烊了。没有通俗作品打拼市场做经济后盾，出版社就是有心出高品质作品也无能为力。”“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我很理解一些朋友对某些品质不高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抨击和不满，因为有些作品的确比较粗糙随意。而作为出版者，我不能不考虑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只要这些作品不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抵触、不低级低俗，又有读者，我们不会拒绝给予出版。”孙建江说。

　　要“艺术”的作品，还是要“大众”的作品？这是进入市场经济后，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出版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就此，孙建江提出，“艺术探求”和“市场竞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全面否定“市场”，要么站在“市场”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艺术”。其实，这两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只有处理得当，两者完全有可能携手共进。

　　“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两大类别，各有各的读者针对面及其价值取向。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各有所长，我们很难说谁比谁更好。艺术的儿童文学更注重纵向接受，作品所显示的意蕴、美感等并非当时一定为读者所接受、认可，强调的是历时效应。大众的儿童文学更注重横向接受，作品所显示的意蕴、美感等在当时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认可，强调的是即时效应。没有横向基础，儿童文学谈不上发展；没有纵向深入，儿童文学只能原地踏步，永远不可能提高。”这是出版人孙建江的切身感受。

　　同时，孙建江期待着“既有横向阅读效果又有纵向阅读效果”的“理想的儿童文学”出现，比如，安徒生的童话、圣·克絮佩里的《小王子》、怀特的《夏洛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