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原乡书写”散文集近日在大陆出版

　　席慕容：我是插枝而活的人

　　◎文/ 本报记者 马军 ◎摄影/ 本报记者 吕家佐

　　她的诗作曾风靡一时，其中一首还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身兼诗人、散文家、画家于一身的席慕容，5月23日出现在北京图书大厦，为慕名而来的众多读者签名售书。

　　“我现在也还能写情诗。”66岁的席慕容在随后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但我是插枝而活的人，我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这20年来，我迫不及待地用散文来表达，只是为了知道我是谁。”

　　优雅的蒙古老太太

　　-我现在还能写情诗

　　“老太太的长相一看就是蒙古人。”一个读者这样悄声评论席慕容。

　　5月23日下午3点半，在作家出版社七八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席慕容准时出现在北京图书大厦，为早已排起长队的读者签名售书。

　　近距离看去，她的打扮跟许多台湾老太太差不多，比如戴着的耳环和项链都是大颗珍珠。惟独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银色戒指，上面雕了一朵硕大的花儿，看上去与众不同。

　　这是蒙古族女人戴的那种戒指吗？

　　“不是。”席慕容笑起来，“这是我在台湾淡水街买的，很可爱吧？”她伸出左手，对《青年周末》记者展示着这枚戒指。

　　在她签名售书时，手边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北京读者××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一旁有个都市报的记者想把信拿过去，看看是什么内容，席慕容一把将信抓回来，笑着说：“不可以!这是我的读者写给我的。”

　　排着长队的读者当中，有正在读初中的少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年，更多的则是一些年轻女士。“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情来的。从上高中时就疯狂喜欢她的诗，真没想到能见到她本人。”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席慕容的诗作被收入了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大概因为这一原因，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排队。一些读者显然是有备而来，带着珍藏多年的席慕容诗集。还不断有读者向席慕容讨要她的e-mail，但席慕容说自己是“山顶洞人”，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上网。

　　当天下午，在两个多小时里，年过花甲的席慕容一刻没停地签了300多本书。签到最后，她说自己已经快不会写字了。

　　“这是我的名字吗？这三个字看着好奇怪呀!”她一边继续签，一边开着玩笑。她的签名速度并不快，一笔一画，始终在写着行楷。

　　席慕容这次在大陆出版了两本书，《蒙文课》和《追寻故土》。这两本书，都是她这20年来多次重返蒙古高原的结晶。

　　从1989年首次回到蒙古高原，此后20年来，席慕容每年必回内蒙古、蒙古国等地。往往一年能去好几次，每次则为时从10天到40天不等。

　　青年周末：从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以来，你是以诗歌闻名的。为什么近年来，你转向了“原乡书写”的散文呢？

　　席慕容：诗也一直在写，但诗是它来找我的，我是被动的；而散文是我去找它的，我是主动的。我现在也还能写情诗，但我更想用散文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从1989年到2009年这20年，我每年都回蒙古高原，一直在抢我从前没有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欠缺感。我所有的散文，都是在整理我的思想——不，思想这个词好像太了不起似的，应该是整理我的想法吧。

　　慌张与慌乱的异乡客

　　-在台湾小心翼翼插枝而活

　　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去内蒙古？席慕容没有直接回答《青年周末》记者的这个问题，而是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在台湾，席慕容陪老朋友林怀民回他的台南老家。林怀民是嘉义县新港乡人，在街头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太，他们都会对林怀民点头说，“你回来了？”

　　因为他们都是林怀民家的邻居，几代人住在那里，知道林怀民是谁家的孩子。这个场景让席慕容印象非常深刻。

　　“林怀民回老家，对这些邻居而言，不是林怀民回来了，而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席慕容叹息道：“但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不仅如此，她说自己从小就处在一种混乱，或者说慌乱之中。具体表现就是，她心中老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在教书时，以及跟别人打交道时，她总是在想：我可能做错了吧？我是不是需要向别人解释？她太在意别人的态度。

　　这种意识一直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席慕容。“不知道哪位心理学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她对《青年周末》记者这样说。

　　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她总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因为我没有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我是插枝而活的人。”席慕容说。

　　自从1989年回蒙古高原之后，她开始有了一些改变，逐渐远离那种不安定。

　　有一天晚上，席慕容在蒙古国，车子开进了一片巨大的松树林，找不到路，怎么也绕不出去。车窗外到处都是黑黝黝的松林，同行的蒙古朋友问她：“你害怕吗？”

　　“我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比如去欧洲的某个国家，在森林里迷了路我会害怕，但在蒙古高原上迷了路，很奇怪我不害怕。”席慕容说。

　　她也很想从此生活在蒙古高原，但她不敢。因为冬天太冷了。

　　“我是在南国长大的女人，想到冬天就会害怕。那种强烈的冷，对我是一个威胁。”所以每到冬季，她就必须回到台湾去；春暖花开之时，她又会北上，继续蒙古高原的行程，宛如候鸟。

　　“我一直都对自己的族源很骄傲，但是台湾的气候真的让我很舒服。”她说。

　　青年周末：你多次回蒙古高原，难道不是出于寻找创作源泉，或者说采风的需要吗？

　　席慕容：不是为了找创作灵感才去蒙古高原，其实灵感多得都来不及写。而是有一种渴望，因为我有话要说。当年写诗也一样，只是心里有一个渴望，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是这么强烈地想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时间与空间的那个点。就是说，我到底是谁？

　　诗意的草原游走者

　　-60多岁时开始学写蒙古字

　　每年在蒙古高原待那么久，在那儿究竟干些什么呢？对《青年周末》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席慕容想都没想就答道：“其实不用干什么，就是走啊走。草原上有三四种香草，你每走一步，那些香草就被你折断了，一股香气翻腾而起，弥漫在四周……”

　　席慕容用双手比划着，继续述说：“一只只蚱蜢从眼前跳开，天空中老鹰在盘旋，阳光一会儿被云朵遮住，一会儿又出来。就这样，除了一直往前走，我根本不想干别的什么。”

　　显然，记者的这个问题勾起了她对内蒙古草原的回忆，像诗歌一般的语言，大段大段地从她嘴里倾吐而出。她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席慕容在5岁之前，也曾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小时候，父母在家中都是用蒙文交谈。可惜，后来她在香港和台湾长大后，母语成为一种消失的回忆。而对汉语的熟练掌握，却使得她成为一个闻名遐尔的女诗人和散文家。

　　如今对蒙语，她只能使用一些最普通的生活用语。至于书面的蒙文，更是大多看不懂，“这是我现在最大的遗憾。”

　　几年前，席慕容开始跟一个蒙古族大哥学蒙文。“去上蒙文课。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席慕容说：“对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父母都已逝去的人来说，她刚学会用母语写自己的名字，还值得庆贺吗？也许，是值得庆贺的吧。”

　　在蒙语方面，席慕容说自己还没有恢复到5岁时的水平。在内蒙古待久了，就能听懂不少，但是一回来就忘了，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我在蒙古高原走了20年了，一直在慢慢摸索，等于是在上课，所以这本书名为《蒙文课》，也有这个意思。表示我除了学蒙文，也在学别的，比如文化方面的东西。”

　　青年周末：你自己作为一个蒙古族人的民族意识，是一直都这么强吗？还是从1989年回到蒙古高原之后，才变得这么强？

　　席慕容：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请问？(记者插话：因为你是蒙古人？)对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血缘里的一个渴望。从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到我身上，一直都流着蒙古人的血。

　　我的一个学生也曾经问过我，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你对自己的族别这么重视？当时我都愣了。我不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现在跟你说这些，好像是我在跟你诉苦，诉说我的慌张和慌乱。其实这不是诉苦，我是用这种跟人交谈的方式，往回看。就是说：啊！所以，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痛心与遗憾的知识分子

　　-第一次回蒙古高原才懂得自己父亲

　　“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我还能回去，很多人回不去。”其中就包括席慕容自己的父亲。

　　席慕容的父亲是上一辈的蒙古族知识分子，1949年后，从台湾到欧洲，直到去世，一直没有再回来过。“他不舍得回去。因为他从前的印象那么好，他怕破坏自己的印象。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席慕容说。

　　席慕容自己在台湾当美术教授时，学校附近有一个考古历史书店。对考古她完全是外行，那时她也还没回过蒙古高原，但有一段时间内，她每次到书店去转一圈，回来后就会发现，自己买的书，竟然大都是跟蒙古考古相关的。

　　“只是因为那上面是我父母家乡的文化，买回来之后会让我感觉心安一些。”

　　1989年到现在，草原上无休无止的游走，让她喜悦，但也伴随着痛心和遗憾。

　　除了环境之外，最让她感到痛心的，是价值观的逐渐混乱，以及传统仪式的消亡。她坚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2006年，锡林浩特市举行那达慕盛会，从黄河流域来了各种文艺团体，敲锣打鼓进行表演。“但他们跳着跟蒙古文化完全无关的一些舞蹈。”

　　那达慕是同乐会的意思，现在汉族朋友也很喜欢参加，席慕容说这当然应该欢迎。但那达慕有自己的仪式，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世代传下来的很古老的规矩，比如摔跤、射箭和赛马等等。“为什么要邀请马戏团和杂耍团来呢？”席慕容心里觉得很难过。

　　“它已经不像一个那达慕了。再过两代以后，也许就没有人能够说出，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游牧文化的那达慕了。”

　　这次在北京签名售书后，席慕容马上要开赴内蒙古的额济纳和阿拉善。对她来说，蒙古高原永远走不完，实在是有太丰富太新鲜的知识在里面，游牧文化的吸引力太强了。

　　她清楚地记得，父亲生前跟她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曾经说太闷了，他不喜欢有东西挡在视野前面。那时候席慕容还没去过蒙古高原，“我觉得欧洲好大，风景好漂亮，怎么会闷呢？我不理解，难道那么远的山也会挡你吗？”

　　直到回到蒙古高原之后，席慕容才知道，什么叫眼前没有东西遮挡。

　　回到老家的第一天，远远地看到一个牧民从草原上骑马过来。“他穿着蓝衣服，那么远的距离，我能看到他腰间那根黄腰带的光芒，就像一根针尖在太阳下发出光芒一样。其实我是个近视眼，可是在草原上，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哦！我的天，我明白我父亲的感觉了。”这时，席慕容才深切地懂得了她父亲。

　　“这是一种世代传承的记忆。”席慕容对《青年周末》记者说。

　　青年周末：但是传统文化里不可以加入一些新鲜元素吗？

　　席慕容：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全盘西化，但他们在民族节庆方面的一些仪式，是从唐朝以来都没有改变过的。当你把这些东西丢掉之后，你跟祖先的记忆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青年周末：文化是否也可以互相融合呢？

　　席慕容：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可以融合，但有些东西绝对要保持仪式方面的古风。否则，什么叫继承？汉族同胞来参加那达慕，当然没有恶意，我们之间是朋友，但在客观上，原来蒙古文化里的一些仪式却被毁掉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也知道活水才有泉源，但是当大量活水涌入，甚至把泉眼都盖住，那种文化就不见了。文化本身一定要有差异性。我们常常说世界大同，但当世界上只剩下一种文化的时候，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就已经死亡了。

　　因为汉族是这样大的一个民族，人数实在是多到很容易就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淹没了。虽然它本身没有恶意，是不小心的——但正因为是不小心，恰恰让我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