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影像能否真正“独立”

　　实习生 罗熙

　　“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留学，觉得自己就是现代的‘马可波罗’。”美国独立制片人Howie Synder向笔者回忆起他在中国的经历，“1996年我又一次到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为学习汉语，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去西城区少年宫报了个相声班。‘师兄师妹’是一群六七岁的孩子。我一个30多岁的老外是班上最特殊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学的绕口令：东边来了个喇嘛，西边来了个哑巴……”

　　 Howie Synder 用影像记录下那段日子，并制作成纪录片《My Beijing Birthday》，展示中国年轻人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生活状态。5月底，这部作品连同其他来自民间独立电影人的20余部纪录片在“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展映。一位观众说：“独立影像交流活动提供了一个反观社会和个人，特别是我们内心的机会。”

　　Howie Synder说，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后，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独立影像的平民视角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它更加亲和的讲述方式也容易让人理解。虽然所有的制作发行费用都是自己的储蓄，但这样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

　　独立影像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但由于受制于资金和发行，也存在着问题和争议。

　　“独立影像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尤其是纪录片创作。它的力量来自这些影像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空间的维度上不断加深和扩展，它的价值和力量将在时间中被证明和认知。”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负责人张亚璇这样说。

　　独立影像所展现出的个性思考对青年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青年人特有的独立思考意识使得他们更关注独立影像的发展。投入其中的很多都是青年人。

　　“拍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父母担心我一个女生独自去两个陌生的男光棍儿家呆那么久，他们要求随时报告行踪。资金设备也受到很大限制，这可能是每次独立制片过程中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李燕说。她的独立纪录片《兄弟》讲述一对农民工兄弟在北京生活的故事，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DV类金奖，并入围2009年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青年展映单元。

　　“校园影像似乎与社会影像脱节，缺乏一种沟通和互动。进入社会后，并没有像学校那样好的创作条件让他们自由创作。很多在学校里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人，进入社会后都不能延续在校园里的创作奇迹。”李燕有点失落地表示，或许当她离开学校后也不会继续创作了。

　　大学中的影像创作更多靠老师和学生的热情，大部分都是“家庭作坊式”——热衷组织学生尝试影像创作的老师带着学生去做，但这样的老师仅仅是少数。

　　“现在努力地做青年影像工作，希望能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光受主流消费文化影响，还能让他们在脑海深处保留一点质疑和独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个性表达方式在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包容力。矛盾和妥协都是必然的。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相对少数派而不是极端少数派，这是社会自身平衡的需求。”

　　独立影像在寻求独立表达的同时，也在寻求市场和公众的认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在这样一种寻求自我释放和认可的过程中，独立影像的自身属性和生存需求产生冲突。

　　“创作者要更深地认识自身面临的问题，更好地思考影像的表达方式。”纪录片交流周活动的负责人朱日坤说，“我们应该去关注当前各种文化艺术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价值可能很难被商业衡量，但也有可能被商业歪曲。”

　　独立影像的生存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制片人吴文光说：“独立精神应该是来自血液的东西，它是先天的，你血液里有这种基因的存在，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格属性，如果没有这东西，很难想象会在作品中有所展现，更别说生存了。”

　　在张亚璇看来，独立影像的力量很强大，但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里展开。“独立电影工作者生在中国，没办法像在西方那样可以去政府申请钱。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事实也证明，都是可以克服的。关键在于独立观察和思考，让这些作品以及作品里呈现的现实、包含的思考，被人看到、听到，并与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