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空壳音像社“讲金不讲心”现象

　　——对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卖版号出版低俗音像制品的调查

　　□本报记者 赖名芳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音像制售单位打着人体艺术、性教育等幌子，违规或非法出版、复制、发行、销售从封面、包装到内容都存在低俗、淫秽色情问题的音像制品，严重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了出版行业形象。为此，全国“扫黄打非”办于4月12日起在全国集中开展了清缴整治低俗音像制品专项行动。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因存在情节严重的买卖版号行为，于5月22日被新闻出版总署依法吊销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为深入调查这家“空壳”音像出版社是如何通过卖版号让低俗音像制品穿上合法出版外衣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央视《新闻30分》栏目、《法制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及《中国文化报》记者于近日赴贵阳进行了实地采访。

　　2005年后只有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6月7日10：30，当赵学明出现在记者面前时，曾经担任过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电教老师、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社长、已经59岁即将退休的他，面容紧张，手在微微地颤抖。他说，2005年，在编制不到位的情况下，他很不情愿地被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校方派到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担任法人代表、社长。该社自2005年后只有他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其他人员都是兼职或临时聘用的。

　　赵学明承认：2005年在担任该社法人代表、社长后，由北京工版科文公司(实际是一家民营图书发行公司)牵线搭桥，该社与广州市永洲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洲)“合作出版”了“人体艺术”(1-10)系列节目光盘。他当时在审看永洲送来的光盘内容(已经制作好)时就觉得“俗气”，但鉴于永洲支付的每个版号“审读费”3000元的价格较高(10个版号共3万元)，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完成学校下达的每年10万元的经济任务就同意出版了。就是这种丧失出版者社会责任、“讲金不讲心”、失守职业道德底线的想法与做法，让夹杂着淫秽、色情内容的所谓“人体艺术”光盘穿上了合法出版外衣。

　　“合作出版”成空壳音像社救命稻草

　　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成立于1988年，原名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主管主办单位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我社真正开展业务是在1991年，那时社里有五六名正式员工，以出版自用音像教材为主业，日子过得还可以。虽然出版品种并不多，但全部是原创节目，在贵州反响很好。”赵学明回忆起当年出版社最繁荣时的情景颇为自豪。然而，随着互联网兴起、盗版猖獗，音像市场持续低迷，像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这样的小社逐渐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支撑。

　　“这个出版社对学校来说，是个‘鸡肋’。”6月7日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龚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道。他说：“早在2002年，学校领导曾经就出版社是否坚持办下去进行过讨论。后来考虑到申请一个音像出版社很不容易，就打消了停办的想法。”

　　经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该社2003年更名为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当时主要考虑到出版社的实际困难，希望通过更名、扩大其出版范围，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贵州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庆武向记者解释说。

　　然而，更换名称并没有让该社起死回生。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校方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合作出版”上。据赵学明介绍，2005年，学校分别与贵州民族学院、北京工版科文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并由“合作单位”担任出版社的常务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并把当时已经调到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赵学明调回，担任这家“空壳”出版社的法人代表、社长。“我当时并不情愿，但由于能解决行政职位，也就同意了。说实话，我当时承担的只是个联络员的工作，任何事都是由学校和合作单位决定的。我的工资、奖金全部由合作单位支付，这时出版社正式员工只有我一个了。”赵学明进一步解释说。

　　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中“出版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是主办单位所属的在职人员”的规定，其结果是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彻底地走向了“空壳化”。被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校方视为救命稻草的“合作出版”活动，也为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日后因买卖版号而被吊销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埋下了祸根。

　　买卖版号成创收主业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2005年、2006年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每年出版的节目只有10个左右。然而在2007年之后该社所出版的节目竟然激增到每年50~70个。据了解，从2006年到今年4月，赵学明共向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领取了复制委托书140余份，除13份没有开出去、11份是自己制作的节目外，其余80%的节目均为所谓的“合作出版”节目。

　　“这些‘合作出版’的节目都是我社与外单位合作的选题，我们对节目内容审查后向省新闻出版局报送，获批准之后就收取‘审读费’，并开出复制委托书。对属于教育类的选题，每个版号收取700元~900元的费用；对属于艺术类的选题，每个版号收取1200元左右的费用。”赵学明对记者介绍说。当记者问他，以收取“审读费”、“挂版费”或“出版前期费用”等名义进行的“合作出版”是否是买卖版号行为时，赵学明坚持说，自己已经对选题内容进行了审看，也将选题报送到省新闻出版局进行审定，获批准之后才得以出版，因此，不能视为买卖版号。

　　据杨庆武介绍，2005年，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曾以“人与自然”选题报送省新闻出版局并获得批准。然而后来发现此系列光盘竟然在出版时改为了“人体艺术”系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在审看该系列光盘时发现内容低俗，于是责令该社全部收回并销毁。当记者询问赵学明该系列光盘是否在接到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要求销毁的通知后，进行了收回、销毁？他却说：“‘人体艺术’系列选题是由北京工版科文公司牵线搭桥、由广州市永洲音像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但我们并不认识永洲的人，也没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后来永洲为发行委托书的事情主动打电话联系我们，出版社才告知他们政府部门要求进行封存、停售、销毁该系列光盘。他们是否执行了，我们不得而知。”

　　据贵州省“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这套所谓“人体艺术”光盘自2005年至2009年4月仍有多个版本在市场上销售。经比对，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的10张样盘内容与全国“扫黄打非”办从市场上发现的系列光盘内容一致，但盘封与包装均不相同。可见，该系列光盘已使用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的名称和版号被多次复制出版，造成了严重后果。

　　监管不力财务管理混乱

　　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没有正式财务人员，赵学明介绍说：“只外聘了一个财务人员做账。”由于该社的主要收入就是所谓“合作出版”收取的版号费，所以，该社设立了两个账号：一个是出版社的账号，另一个竟然是赵学明的个人银行卡。被问及这样设立账号是否不妥？他说：“这是为了方便对方打款。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处罚决定后，学校开始对出版社进行审计，我向校方作了汇报。”至于出版社这样做算不算“体外循环”？他说：“这是音像出版社经营的惯例，大家都这样做，我社也这样做了。收到的这些钱都用在了出版社的支出上。”

　　当记者询问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龚辉：“此前，学校对出版社的财务状况了解吗？出版社向学校上交过钱吗？学校对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内容了解吗？审核过他们出版的东西吗？”他都回答说：“这事情我不太清楚，要问赵学明自己。”当记者问：“作为主管领导，有关音像出版的法律法规您了解吗？”“肯定要合法经营吧？我没看过。”龚辉这样说。

　　据赵学明介绍，校方给他制定的经济指标是：每年上交10万元。但他从来没有完成过。正由于无利可图，该出版社甚至一度被校方从学校内部的行政序列中勾掉。也正是由于遭到主办单位的“遗弃”，该出版社才在近两年内大肆贩卖国家的出版资源——版号。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既不熟悉出版社的业务，也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对出版社只是原则上要求要遵守法律法规，而实际上是放弃了对下属出版社的监管职责。

　　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这样一个既无人员又无制度、完全依靠卖版号生存的音像出版单位还能年审过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版单位与主管主办单位联合起来蒙骗管理部门，把政府的管理措施当做走形式。换个角度来讲，也可看出我们政府管理部门的作风不深入、管理不到位，值得反思。”

　　“对于这件事情我感到很意外，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6月8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刘援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这样表示。他说：“这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反思，一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注意克服自满情绪，不要自认为工作做得好就不会出问题；二是出现这种问题说明在管理方面肯定存在不细致、不深入的地方，工作作风不深入，过分相信报送材料、沿袭习惯的工作方式，这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以改进，要经常走访了解出版单位的情况。”对此，杨庆武也表示：“我们已经召开有关主管主办单位的会议，以这个事情为案例，教育大家引以为戒。”

　　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就建立音像行业监管的长效机制问题强调，音像出版单位要实行严格的“三审”制和版号管理制度，要指定专人负责版号管理，不得放弃编辑、校对、印刷、复制、发行等任何一个环节的职责，不得买卖版号。音像出版单位的主管主办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加强对音像出版单位的领导和管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音像出版单位的监管，建立起完善的版号、委托书管理制度和日常检查制度，对出版单位的出版活动要从编辑、复制、发行等各个环节逐一监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