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胡伟民导演艺术座谈会上检视当下戏剧精神

　　切莫让“实验”成为幌子

　　20年前的6月20日，56岁的导演胡伟民猝死，成为上海话剧界的一大损失；20年后的6月20日，一度被搁置在地下室里的胡伟民铜像终于得以落户熊佛西楼，以其命名的奖学金也正式设立，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人聚集胡伟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回望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舞台的胡伟民戏剧艺术，研讨对照中探寻的是当下戏剧精神的种种缺失。

　　话剧演员张先衡说，胡伟民搞创作从来是不安分的，甚至是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每排一个戏，总会寻求艺术上的突破。然而，这种突破，也是根据剧本、根据人物而进行的突破。而如今，一些戏剧也在搞创新，但创作的作品常常不能打动人的灵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刘永来认为：“胡伟民当时的很多戏虽然都是实验戏剧，然而，这种实验性都是有人文精神为依托的。而现在有些‘实验’戏，‘先锋’成为幌子，张扬的不是‘人文精神’，而是‘痞子精神’，这样的‘先锋戏剧’充其量只是‘伪先锋’。”

　　在今天的戏剧界，有一种议论认为，话剧如果还坚持对人性的拷问、对哲学命题的思索，那早已“老土”和“过时”了，恶搞和票房才是话剧生存的“王道”。然而，与胡伟民合作过8部戏剧的舞美设计大家周本义却坚持：“文艺作品归根结底是对人性的揭示，揭示得越深越能打动人心。文艺作品要揭示人性，这永远不会过时。”这种观点对当下的话剧舞台来说，无疑擂响了警钟！

　　表演艺术家祝希娟说，一部《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因为胡伟民的巧妙构思，使得全剧诗意盎然；一出《泥马泪》，因为出色的导演处理，使得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好的导演，也能使剧本和演员潜在的光彩被一一激活。在上海青年话剧团里，她排演了《肮脏的手》、《再见了，巴黎》、《母亲的歌》等话剧，经过胡伟民的悉心启发，让她打破了本色表演，而成为“性格化”的实力派演员。“胡伟民非常尊重演员的创造力和独特性，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剧场艺术是门综合艺术，演员是主体，导演是中心，导演的演剧思想和对剧本的解释，都要通过演员、舞美、灯光等各个方面才能体现出来的。”表演艺术家焦晃说，“如果把演员变成木偶，把演员的个性全部扼杀掉，那戏剧舞台就被颠覆掉了。”

　　学者余秋雨提出，社会应该对那些重要的艺术家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平均用力。那些大艺术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终究是大艺术家。”他呼吁改变当前撒胡椒面式的文艺评奖方式，转变成对一个个艺术大家的扶持，让更多胡伟民式的大艺术家得到善待，使其艺术个性能得到张扬。

　　本报记者 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