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无“偶像”

　　易中天一句“道德飙车”，让我们重新审视李辉对文怀沙的“道德炮轰”。

　　满文军的涉毒事件，也让我们争论，无伤他人的涉毒行为是否需要向公众道歉。

　　这年头，你已经不能指望让社会名人当道德偶像。当有人咒骂这些名人身上的道德污点时，是否也该想想，也许是我们自己把道德标杆的这把大尺放错了地方？

　　从“道德飙车”说开去

　　“道德飙车”，语出易中天的博客。这四个字又让李辉质疑文怀沙“国学大师”头衔的事件再次浮出水面。

　　易中天的博客中说：“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我认为是，而且存在‘主观故意’。看李辉先生‘质疑’的结果，又如何呢？是众多媒体和网民，在事实还没有完全弄清之前，就不加分析、不假思索，也不容文老先生自己辩驳地，给他扣上了‘江湖骗子’、‘文化流氓’的帽子。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无异于在精神上和舆论上宣判他的死刑。”

　　在易中天看来，媒体把李辉塑造成“道德勇士”，比把文怀沙打扮成“国学大师”还要恐怖。

　　接下来，易中天认为李辉“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

　　易中天的“道德飙车”论，似乎揭开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太希望名人没有道德缺陷，乃至揭开或试图揭开他们的“道德瑕疵”时，很多时候，未免用力过猛。

　　就如易中天所言，“李辉先生的‘质疑’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二，‘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三，‘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在我看来，有了前两条，就是‘超速’。如果还‘过重，过剩，过急，过度’，那就是‘严重超速’，是‘飙车’了。”

　　关于“道德飙车”的议论还在继续，曾经的“国学大师”俨然已经被拉下“道德偶像”的神坛，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我们想说的是：对名人的道德期待从何而来？如果他们的道德污点仅限于个人隐私，不涉及公共范畴、不侵害他人，有没有必要对揭穿他们的道德污点感到大快人心？

　　就像满文军吸毒了，一个曾经在公众心中老实、憨厚、热心慈善、凭借自己才华起家的年轻人形象倒掉了，有没有必要再逼着他给公众道个歉？

　　话说回来，看待名人的道德水准，从曾经的捧在手心，到现在的过度棒打，无疑都暗含着一个意思，我们对他们实在有太满的道德期待。

　　“名人=道德偶像”的两厢情愿

　　是谁把社会名人推上道德偶像的神坛？也许，这正是名人和大众之间的两厢情愿的共谋。

　　-他们想让自己更完美

　　颜颜，周报记者，负责人物报道

　　有一次采访一位文化学者，他的态度极好，在晚上11点以后接受了我一个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不回避任何采访问题，这些小细节都让人觉得这位学者对记者很尊重。

　　可惜好景不长，采访结束后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刚反应过来，我在采访时一些问题提得很尖锐，甚至尖锐度超过了日本一家媒体的采访提问，还跟我强调，日本媒体的提问让他当场发了飙。

　　对于我“尖锐”的提问，他的要求是，他记得我当时问了什么，但他觉得那样的提问太不妥了，需要由他自己重新写一份连问题带回答的稿件，这样他可以重新阐述自己，也权当作是补充采访。

　　等我拿到由他提问的稿件，说实话，虽然提问还是我的提问，但那提问的语气简直是——所有尖锐质疑的影子都一扫而空，那一个个的提问柔和得像出自他的一个粉丝之口。

　　这还不算，他还给我写了封亲笔信，信中的言辞颇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训导一位小年轻的口气，告诉我，你要这样，不要那样等等，听起来相当苦口婆心。

　　说实话，像他这样的名人真不少，他们一方面大方地接受了采访，另一方面又谨慎地对记者的稿件横加干涉甚至修改措辞，担心记者笔下的他们不够完美、出现道德瑕疵。

　　从不审稿的名人也有，比如易中天，你怎么提问，他就怎么回答，回答得很痛快，你的稿子发了就发了，他也不怕会被记者写成什么样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够有娱乐精神啊。”

　　-对社会名人的道德诉求太多了

　　秦皓磊，西祠网友

　　有一句话叫作“春秋责备贤者”，贤者越贤，他承受的道德期望值就越高，也越容易受社会公众的道德审判。一个人成为了“贤者”，就意味着他一生背上了一道精神枷锁，他必须以百倍的付出，来维持这个虚拟的道德光环。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现代社会，没有了圣主、明君、忠臣、烈女可期待，人们就把道德诉求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社会名人：官员、科学家、作家、歌星、球星甚至航天员等等。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是完人，一言一行就要中规中矩、高尚完美，来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期待。

　　一个歌星唱了《爱的奉献》，这个歌星一定是个爱心天使。一个球星打球赢了外国人，他就是为国增光的爱国者了。一个航天员壮着胆子上了趟天，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了，要在全国一场场地作报告。这些年来，已见惯了太多这样的表演。

　　其实很有可能，他们本身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层次，是我们硬把他们供成道德偶像的。他们不过是一些凡人，至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明些罢了，之所以这样顶礼膜拜，还是缘于对自己的不信任。

　　伟大的美德，常在普通人身上

　　“咱们中国人，总认为这些名人、明星、成功人士，他们道德上也是完美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最伟大的美德，最崇高的品格，其实常在普通人身上。”

　　没错，我们太擅长往名人身上套上“道德标杆”。同时也擅长借着道德瑕疵，把曾经的标杆一杆子打到底。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弘扬有道德的人，高尚美德能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真善美、光明和希望。

　　而是，千万别把“道德标杆”寄托在名人身上。企图将名人明星跟道德高尚画等号，好像他们在事业上成功了，在道德上也是完美的，这太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当名人道德水准稍高，我们恨不得追捧到天，将他当成一个道德符号；而当他出现私人领域的道德缺陷，我们又恨不得一棒打到底，将他的其他成就一笔勾销。两个极端，水火不容。

　　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字好，那你去享受他的文字好了；如果一个演员的表演好，那你去沉醉于他的表演就好了。就怕你还指望他的道德观高人一等、异于常人——就像你幻想写出优美文字的人，她一定长得漂亮一样。

　　经常暴露名人真实一面的“内地第一狗仔”卓伟说，“咱们中国人，总认为这些名人、明星、成功人士，他们道德上也是完美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最伟大的美德，最崇高的品格，其实常在普通人身上。”

　　你可以对“狗仔”这个职业不屑，但他这句话的确说得靠谱。

　　比如天津有个白芳礼，一位蹬三轮的老爷子，他在退休后，靠蹬三轮把自己的所得资助给贫困大学生，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蹬不动为止，截止到他过世，他一共捐了四五十万，实际上他完全可以靠这些钱享受幸福安乐的晚年，而不是这样受苦受累。

　　普通人身上更有道德的光辉。

　　这种道德的光辉，不像一些名人在追求名利过程中自己给自己的涂脂抹粉，更不是刻意为之的形象塑造，而是来得更自然、更朴实。

　　发现这一点，比纠结于名人的“道德楷模”或“道德污点”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