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兴乐盛”看中国的文艺复兴

　　——小文、宣科一席谈

　　叶小文，1950年出生，博士，湖南宁乡人。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1995年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至今。发表有《小文百篇》等7本专著。

　　宣科， 1930年出生，音乐民族学家，有汉、藏、纳西族血统，云南丽江人。潜心发掘和研究纳西古乐，据其论证，流传于丽江地区的《紫薇八卦》，是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与已失传900多年的《霓裳羽衣曲》为同期御制；《浪淘沙》为南唐后主李煜所作。1988年发起重建由十几位古稀老人、十几样稀世乐器组成的“大研纳西古乐会”，继“雅乐还京”之后，去香港、台湾等地和英国、挪威、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演出。如今“鬼才宣科”和“纳西古乐”已成为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

　　7月2日，微雨初霁，叶小文一行还未从昨夜纳西古乐的陶醉、丽江古城的迷离，以及今晨张艺谋《丽江印象》的震撼中走出来，就匆匆赶到位于丽江古城附近的宣科先生家中，侃侃而谈，机锋棒喝，展开了一场从“礼崩乐坏”到“礼兴乐盛”，论及“中华文化的回归与超越”的对话。

　　小文：慕名已久，“宣科一张嘴，说尽沧桑泪。盛世唱阳春，乐得游客醉。”难得一见，就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坎坷，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磨难重重。现在随着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民族又有了崛起、复兴的大气象。但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缺乏文化的底气和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不仅在于“有钱有势”，还要有“文化魅力”。西方现代国家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有文艺复兴的经历和底气。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在关键时刻，能不能也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呢？她的文化底蕴在哪里，如何推进中华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使之为我们的民族持续地积蓄和迸发无穷力量，展现我们的“文艺复兴”？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看闻名遐迩的丽江，来听纳西古乐，也希望听听你的高见。

　　宣科：中国一直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道德体系和教化之道，这是自孔孟之道以来形成的，强调潜移默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因此很注意以音乐做手段，进行民间教化。对此，《礼记》中有详细记载。古人把高尚的情操和持续的教化注入到音乐中，“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意思是“礼”用以诱导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的行动，“刑”用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出现天下大治的世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的精义得以实现，就贵贱有等；乐事得以统一，则上下和合，无有争斗。所以，“广乐以成其教”，阐发音乐的义理来完成道德教化。“乐行则民乡方”，有好的音乐，群众就会归化于仁义道德。我们的古人就知道，音乐非常重要，不仅好听，还有教化的作用。“乐者为同”，音乐使大家趋同，“礼者为异”，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同的思想才会互相亲近，彼此之间有差异才会互相尊敬。“礼”与“乐”各有其用！不过古人也提出，“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就是说音乐太多就会变得俗气、下流；礼的规范太多了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阶级划分太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搞得人们互不信任，斗来斗去。所以“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和合人情，使相亲爱，整饬行为、外貌，使尊卑有序，这才是礼乐的功用。礼乐相辅相成，完成了我们中国的道德教化，三千年来都是这样。

　　小文：宣科先生借公孙尼子《礼记·乐记》的阐述，道出了你数年来孜孜以求，埋头整理和弘扬纳西古乐的一番抱负。不知者以为在吹拉弹唱，知者明白在“合情饰貌”啊。的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看这九个字大体就可以显现出中华民族数千年孜孜不倦的精神跋涉之足迹。过去我们以为，古人的“礼崩乐坏”不过是对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哀叹，我们对“礼”与“乐”的关系和功用看得轻率浅薄了。其实，人心乱，社会乱，政治乱，历史乱，自然乱，宇宙乱，乱即不和谐，而根本原因是人心乱，即人心中天理人欲之价值颠倒，人欲乘权作主而僭为天理，此为“礼崩乐坏”。它可能是社会变革和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又是社会变革和进步不能不克服的障碍。《春秋》云“治起于衰乱之中”，“世愈乱《春秋》之文愈治，鲁愈衰《春秋》之化愈广。” 如果说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走向自身的反动，甚至成为“病毒”，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必须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中华文化可能就需要一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回归与超越。“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概会伴随一个从“礼崩乐坏”到“礼兴乐盛”的过程。毕竟，我们的先人们向往的宇宙和美，良知朗照，仁风广被，德化天下，礼乐文明，天下大同，仍然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最倾心的期待，也是人类能够用文字与艺术表达出来的终极希望。“乐”之功用大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话题，不妨从“礼兴乐盛”谈起和展开。正如宣科先生说，解决信仰、道德问题，简单说教行不通，还是要靠文化的潜移默化，“乐”就是潜移默化之功啊。

　　不过我们也应该相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创造，必然创造出壮丽的史诗。史诗性音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在中国，有禹命皋陶所作《大夏》以纪其治水之功，有尧的乐舞《咸池》表达对宇宙的神思，有舜的乐舞《韶》颂赞山川万物星辰日月，有描写武王伐纣的《大武》，还有屈原以祭歌形式写作的礼神乐舞《九歌》等等，皆以史诗表达出先民先贤们的纪功颂德、礼神敬祖、玄想沉思。进入近代，海顿的《创世纪》、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西贝柳斯的《祖国颂》、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以及中国的《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都是震撼人心、德化天下的“礼乐文明”的不朽之作。

　　但光谈“乐”还是不够的。你对着信仰空虚、道德缺失的人，不管怎样“引吭高歌”，也难免“对牛弹琴”。你说中国古代有自己的教化途径，教化方式。那么对于当代中华文化回归与超越的途径和方式，还有哪些值得借鉴？

　　宣科：我认为有两条，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是广言路，二是开教禁。

　　我曾写了篇论文叫《音乐源于恐惧》，至今也没有人批倒我这个观点，当然我也没有批倒别人。所以学界要广开言路，才能真正发挥各人所长。至于开教禁，我是个基督教徒，现在一说起基督教，大家好像都有点儿敏感，有些不好说。以前我父亲拉着手风琴在丽江的四方街传教，但现在这样做要到宗教局请叶先生审批啊。

　　小文：中国既有多种宗教的信徒，也有很多无神论者，为了维护他们之间的融洽和睦，我们既不允许在宗教场所宣传无神论，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传教，这是为了保证信仰上的互相尊重。

　　宣科：那么广言路总是必须的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好坏，让有学问的人施展才华。

　　小文：我赞成广言路，也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谁都来讲，“法轮功”也出来讲，那也是不行的。我们广开言路，广纳群言，广集善策，是要让好的声音传遍四方，派上用场。但对不好的声音，则应该堵塞和引导，你认为呢？

　　宣科：同意。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道德标准，什么都有自己的。但是我们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一下子接受这家，一下子接受那一家，什么都接受，认为只有外来的才是好的。引入这些思想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以前学习苏联，但苏联搞错了。在苏联，斯大林不是去铲除剥削制度，而是去铲除人。他错了。我们要消灭制度本身，而不是人。人是可以转变的。我现在经常思考，看到了国家的问题，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小文：希望在哪里？

　　宣科：像你这样的大人物能来看我宣科，耐心倾听我的意见，与我平心静气地讨论，这就是中国的希望啊。

　　小文：应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希望。中国的希望，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

　　结合这次丽江之行的所见所思所闻，我想文化的回归与超越应有以下三条。

　　第一、文化有丰富的传承，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化流淌在血液中，根子在基因里。文化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和超越，既保留自己的特色又善于兼收并蓄。纳西古乐作为盛唐文明的遗存，发掘和弘扬者之一，恰恰是作为基督教徒的民族音乐家宣科先生。

　　第二、文化回归与超越的过程，必须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追求幸福的渴望相结合，具体还要与城市规划、旅游发展相协调。抛开世俗，隐匿深山，归于本本教条，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必与时代不容。

　　第三、文化既要有个性，又要有人类共通的东西。首先要有民族的个性。以丽江古城和纳西古乐为例，吸引世人之处就在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老的文明传承，但又加入了符合现代生活的新形式。以丽江旅游业为例，既有纳西古乐和古城，又有《印象丽江》、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度假村等。文化还是各种因素的结合，要有一些著名的人物与事件，即核心灵魂人物。

　　当然，最重要的，正如钱穆先生1950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所言：“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前进。”

　　今天难得一见，还望后会有期。我愿用昨天听到的纳西古乐《浪淘沙》与宣科先生道别：“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