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廷教授是研究元史的专家，其代表著作为199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全传》。然而，2004年1月13日，他在北京图书大厦购买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的《风暴帝国》后发现，这本于1997年12月出版的书中，涉及成吉思汗的内容共212页，大部分都是抄他的。

　　他愤而将此书的编写人员和出版社一同告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最终认定，“《风暴帝国》图书上册中，文字表达上与原告图书相同相似内容的字数达59740字，构成了对原告朱耀廷《成吉思汗全传》作品的剽窃”，最终判决两被告赔偿28033元，并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公开向原告朱耀廷赔礼道歉。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发现有5本书抄袭我的《成吉思汗全传》。”朱耀廷说，这些书中，有些是少儿读物，他没有予以追究；有些抄袭者是圈内熟人，他在对方赔礼道歉后放弃诉诸法律。

　　但在朱耀廷看来，尽管我国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每年出的品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属于东拼西凑之作，真正踏踏实实一字一句磨出来的很少。

　　这种拼凑中，主编类书籍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尤其以文科教材为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庆光认为，这是由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你写一本书，即使再有价值，也只能算一项学术成果；但别人参与编写十本书，那就算十项学术成果，名利双收。这样一来，当然会助长主编类图书的增多。”

　　以前很多学术大家穷尽一生精力才著述几十万字，而现在很多院系领导、成名学者、博导教授动辄著述过百万，被人讽刺为“可以用麻袋扛着展示成果”。然而，这些学术作品的操作流程大多是集体编写而成，撰稿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至于组成人员，则不少是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根据分工，每人负责某章某节，编完之后或由导师担任主编，或邀请一位比较知名的学者冠以主编名号。这样一来，无论是主编、副主编，还是撰稿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作品填报成自己的学术成果了，至于质量就不言而喻了。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教授沈木珠认为，由于量多质低，现在这种主编类图书多存在着三种抄袭方式，一是大段文字从英文书籍中原文翻译，一字不漏搬用，但不作任何说明；二是大段抄用他人论文论著，不注明出处；三是将他人资料作为附录，却没有征得有关版权人或组织的同意。

　　“这是极其不遵守学术道德的，在国外的学术界引用他人原创性观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应该明确标明出处，这是对他人劳动成果最起码的尊重。”郭庆光教授说。

　　然而，由于这些书往往处于“似抄非抄”的灰色地带，再加上赤裸裸的抄袭现象层出不穷，且常有院士、校长爆出抄袭造假的丑闻，抄袭的现状早已让许多人感觉见怪不怪了。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袁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