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风行更显“日常”魅力

　　“传奇”的境界令人类自豪

　　英雄传奇类小说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人类精神深处，既有要认识现实的要求，又有要超越现实、寻求更美好、更理想的人生的愿望。以前的英雄传奇写的是比现实中普通人更高的人，让读者能看到人类在道德、勇气或能力上“上达”的可能性，《红岩》则描绘了人类以信仰为依托的意志创造的奇迹，能给人以潜移默化的鼓舞。随着岁月的推移，后世人的具体信仰可能有变化，但并不妨碍这种意志的赞歌对读者发挥激励鼓舞的作用。后世读者欣赏某些名著，有时就是滤去了它的某些已经过时的观念性内涵的。我们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喜欢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未必都是因赞同作品人物的具体主张，但作品及其人物的精神具有超越具体历史内涵的价值。《红岩》里英雄的境界普通人未必都能达到，但他们犹如奥运冠军，给人的上升树立最高的标杆，使人类获得自豪感。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部书歌颂的是人的尊严与寻求超越性价值的努力。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仰与追求，使有限的、带有荒诞性的现实人生获得了意义。

　　娱乐价值为“名著”添彩

　　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又有传奇类小说未具备的独特魅力。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精神上的解放成果之一，就是肯定了普通人过日常生活的意义。“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就是这种成果的具体表现。根据作者对所描写的生活的态度和作品不同的审美追求和特征，这类小说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四小类：旨意在展示一种生存状态，如叶绍钧的《孤独》、《夏夜》；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或发掘人生的乐趣，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毛儿的爸爸》；借日常生活琐事，描绘世态人情，如《金瓶梅》；当描绘世态人情达到一定人性深度，具有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时，就因其对人性的发掘与对社会文化的深刻反思而让读者震撼，有了一种似乎说不尽的内涵与久远的艺术魅力，如《红楼梦》。

　　我认为，评价作品文学价值的标准，对于不同审美类型的作品，应有所不同。虽然认识价值、思想启迪价值和审美陶冶娱乐价值都是文学价值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优秀作品那里这几个方面往往兼备，但它们在每个具体作品那里并非总是均衡的。目前的文学研究界最重视前二者，倾向于把作品当作思想文化分析的资料，对后者虽也有提及，一般也是作为一种手段或某种次要的、附带的东西；某一作品倘若审美娱乐价值占优而进行思想文化分析的价值不大，则被判为文学价值不高。其实。反观中外文学史可以发现，大多数文学名著或文学经典对于后世读者的价值，在于审美陶冶娱乐价值和认识价值方面，并非所有流传下来的“名著”或“经典”都值得不同时代的人长篇大论地反复分析，说不完道不尽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有几个莎士比亚，又有几个《红楼梦》呢？而若单论“认识价值”，则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即使是“文革”时期的那些如今已被忘却的标语口号式作品，对于后来人认识特定时期的话语体系与社会精神风貌也有帮助；它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名著，除了思想启迪价值的缺失，更在于审美陶冶娱乐价值的匮乏。换句话说，审美陶冶娱乐价值是构成文学名著的必要条件。一部小说能否成为传世名著，除了里面所传达的思想道德观念是否健康，还取决于其能否引起后世读者的阅读兴趣。现在就有许多不怎么被研究分析，却仍有大量读者的文学名著。

　　《红旗谱》超越特定时空

　　《红旗谱》写暴动的十五章中，除了交代过程，就是写敌我双方的心理状态以及暴动的缘起。关于暴动的动机，暴动组织者的说法已是为了抗日，建立抗日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这里面实际包含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两种内容，这两种冲突的内涵在逻辑上并非天然一致。在1932年，对于视野非常有限的冀中农民来说，“抗日”确实还是比较遥远的事，他们对于“民族”的认识，应当不会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高多少。梁斌告诉我们：“在北方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处在基层的广大党团员及赤色群众并不懂得路线问题”。可以推测，大多数暴动者的直接动机是夺取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而在当时国民党军事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样的暴动既悲壮又幼稚。就拿朱老星来说，暴动虽然给他带来短暂的欢乐，但不久他就为此付出代价，“英名传于后世”估计不是当初他自觉追求的。这是作品的真实描写客观显示给读者，而作者本人不曾意识到的内涵。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学史上一部绝无仅有的意志英雄传奇，《红岩》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作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风行的年代里一部以写日常生活见长的小说，《红旗谱》也具备了超越特定时空的艺术魅力。

　　主讲人：阎浩岗(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