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旅日学者、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李长声接受本报专访

　　中日青春文学有何异同？

　　在刚落幕不久的2009上海书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日本作家青山七惠作品《窗灯》、金原瞳作品《裂舌》均被列为特别推荐书目之一。同样受中国读者关注的日本年轻作家作品，还有田村裕的《无家可归的中学生》，美嘉的《恋空》、《君空》等等。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日本比较畅销，作者也较为典型，青山七惠和金原瞳还曾获得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芥川奖。

　　日本年轻作家的作品与中国的青春文学有什么区别？日本年轻作家与中国的80后作家、90后作家群体又有什么异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知名旅日学者、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李长声。

　　明天晚上八点，旅日学者李长声将做客“书广场”，畅谈“当今的日本人如何阅读”。行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介绍日本年轻作家的青春文学。

　　新作家有新鲜亮点却未必成熟

　　《文化广场》：《一个人的好天气》、《裂舌》分别是芥川奖第136届、第130届的获奖作品，青山七惠、金原瞳这两位作家在获奖时都比较年轻。在你看来，她们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芥川奖是一种新人奖，奖给初出茅庐的新作家。文学新手当然多是年轻人。50年前石原慎太郎获奖，造成了社会效应。话题之一是当时他还在读大学。青山七惠是23岁获奖。在这个年龄获奖的，以前有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丸山健二、平野启一郎，村上龙获奖时是24岁。截至现在，获奖时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绵矢莉莎，还有20岁的金原瞳。如今人寿命长，成熟早，有效人生越来越长了。20岁左右的人做什么事情出名也不足为奇。

　　初出茅庐的作品有新鲜的亮点，却未必成熟。芥川奖的评选委员有9位，清一色作家，他们是感性丰富的，但可能欠缺阅读的广度和理论的高度，这一点从他们给获奖作品的评语就暴露出来了，时常不过是普通的读后感。评委是终身制，上了年纪，可能像爷爷奶奶疼爱孙子，也偏爱年纪小的作者；对相当于他们下一代的作家就看不上眼了，有时还会吹毛求疵。

　　芥川奖仅限于短篇和中篇，村上春树曾两度以中篇小说候选，皆名落孙山，后来转向写长篇，也就远离了此奖。对于芥川奖来说，这是一大糗事。

　　日本的文学奖很特殊，基本是用来发掘新手的，早已形成了制度。几种纯文学杂志都设有新人奖，从征稿中选拔新作家，然后近乎手把手地培养，让他们去获得芥川奖。由于芥川奖长年积累的权威，其他新人奖就成了它的预选赛。

　　日本80后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文化广场》：近年来，中国年轻作家往往被归类为80后作家、90后作家，日本年轻作家是否也会被归类为某一群体？

　　李长声：80后、90后以十年为一代来划分，背景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进程，但略嫌简单，哪个国家都可以这么分。日本把1960年前后出生的叫“御宅第一代”，70后则叫“御宅第二代”。所谓“御宅”，就是“发烧友”，是一个叫中森明夫的人1983年命名的，本来指沉溺于动画、偶像等社会认知度低的趣味的无聊男人，当初是一种蔑称。

　　80后作家佐藤友哉属于“御宅第三代”，这一代出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最不景气的时候，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很难找工作，因此他也被称作“失落的一代”。佐藤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无视以往的文学。

　　《文化广场》：中国年轻作家尤其以80后作家为典型，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尽管他们在作品销量、读者数量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中国的主流文学圈对他们并不十分认同。在这方面，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李长声：我也曾听说中国老作家批评80后作品“没有昨天”，这说法有点可笑，大概他们认为文学只能写经历过的昨天。其实这样的作家写今天也是在昨天的阴影下，卖弄的是昨天。而年轻人写的今天是活生生的今天，是通向未来的。

　　可能中日两国80后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年轻作家局限于写作或文学，只注重与读者沟通、互动，而中国的年轻作家更积极就社会问题发言，很多大人未必读他们的小说，却注意他们的发言，或许也会觉得他们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日本年轻作家由出版社聚集

　　《文化广场》：在国内年轻作家中，“办文学书刊”的现象初见端倪，以郭敬明为例，他的《最小说》已经成为国内青春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本杂志背后，更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年轻作者群。另外，最近张悦然的杂志书也正式出版，而韩寒也正在着手创办他的“高稿酬”杂志。日本年轻作家是否也有类似这种因杂志而聚集的现象？或者说，日本年轻作家之间是否有相互联系？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联系的？

　　李长声：出版社着眼于市场，总是应时提供阵地，即一个出版形式，譬如什么丛书或什么杂志，聚集一群年轻的作家，驱他们上阵。日本没有作协这样的组织，作家是一盘散沙，凡事都要由出版业替他们办。版权买卖也如此，大都是由出版社代办。而编辑也就用出版操纵文学，这在日本是公然的常规。

　　2003年创刊文艺杂志《浮士德》，由一个70后当主编，独自一个人编辑，特色是多用插图、多登漫画。聚集的作家有70后的舞城王太郎、80后的佐藤友哉、西尾维新等，作品被称作“浮士德派”。舞城的小说《喜欢喜欢太喜欢超爱你》曾入围芥川奖，石原慎太郎说“只看这题目就讨厌”。这本杂志也设有新人文学奖，年龄就限定为80后。

　　写小说大概是最个体的行为或工作，但出版社竖一杆大旗，开一片场地，就会集结一群作家，这群作家就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日本有一种“轻小说”，就是主要以男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娱乐小说，往往在书店里摆在漫画旁边，小型开本，封面一般是漫画，内文有漫画插图。这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轻”，也就是容易读。读这种小说的前提是需要具备和作者一样的动画、游戏、漫画等文化素养。“轻小说”是有作家集团的，当然算不上文学流派，或许这也是受漫画家分工合作、集团作战的影响。有些小说家、翻译家还组成一个公司，也有招收徒弟当帮手的。

　　日本作家爱喝酒，喜欢在酒馆交往，这一点很像中国过去的文人。但现在年轻作家不大喜欢泡酒馆了。日本杂志很爱用对谈、座谈的形式，这也为作家交往、交流提供了场地。

　　“你想坑谁，就让他办出版”

　　《文化广场》：今年初，郭敬明受聘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他开办的公司旗下也招揽了一大批优秀年轻作家，由此可见，中国青春文学有产业化的趋势。在日本，是否也有类似的趋势？出版社、图书市场对年轻作家的作品是否看好？

　　李长声：日本的青春文学早就产业化了。如今谈文学，已不能“就文学谈文学”。文学在大众文化上与漫画、音乐、电影等交融。文学的分类甚至被冠以“流行街”、“欢乐街”的名字，如“涩谷派”等等。青春文学产业化，要和漫画产业化连带地论说。我们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很快，眼花缭乱，但是从时间来看，发展速度并不比当年的日本快，而路数基本是人家走过的，只是有些小节省略了、跨越了而已。

　　日本有一句笑谈——“你想坑谁，就让他办出版”，这跟中国现状大概正相反吧。日本作家里罕见有人办杂志，因为出版业非常成熟，出版与创作各守一摊，不像当今中国想做什么似乎都有发展空间。日本可以随便开办出版社，但办起来撑下去可就难乎其难。

　　作家自己办刊物，表明编辑未免太弱了，不是店大欺客，而是“客大欺店”。或许作家被放开了，出版却没有放开。倘若出版放开了，天才编辑有的是，轮不到作家捞过界，越俎代庖。本报记者 钟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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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川文学奖

　　1935年，日本《文艺春秋》为纪念已故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置纯文学奖，目的在于奖掖文坛新人。芥川文学奖每年评选，发奖两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战后于1949年恢复，每半年由评选委员会从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无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中选出一至两篇，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然后发给奖品和奖金。评选委员会由与《文艺春秋》杂志社渊源较深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历届获奖的优秀作品有井上靖的《斗牛》、崛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松本清张的《一部小仓日记》、三浦哲郎的《忍川》、开高健的《裸体皇帝》等。芥川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规定为较正统的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