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11月9日清晨，10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与两架中央航空公司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机场呼啸起飞，在脱离了塔台视线后，掉头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除了1架降落在北京机场，其余11架全部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如今已77岁的萨克思先生每每回想起那段不同凡响的经历时，都难以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为记者讲起60年前“两航起义”的故事时，他神采奕奕，言语激动，似乎那还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

　　我要回国效力

　　萨克思老先生今年77岁，两航起义时，他只有不到17岁。萨克思的父亲是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报务员萨本道，在执行特殊任务——1943年10月28日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时殉职，被授予抗日航空烈士称号。在父亲生前同事的帮助下，萨克思从乡下来到上海，然后进入中央航空公司电讯课做了一名练习生，只有 15岁的他边工作边学习无线电、钳工、装配等知识。1948年年底，由于解放战争战势的发展，央航公司奉命后撤至广州白云机场，1949年初夏转到香港。萨克思跟随电讯课来到了香港。“此时，时常有国内战势和共产党的消息传来，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是已经隐约地感觉到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的，而且不惧怕外国人。”在两航公司中国员工的心中，渐渐形成一种共识——我们不要为外国人服务，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感受祖国温暖

　　11月9日凌晨4时半，香港启德机场和往常一样，灯火辉煌，机声隆隆。起义北飞所需的器材已装上飞机，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着。当北飞人员登机后，一架架神鹰便腾空而起，待12架飞机起飞后，即转向北飞天津，其中一架“空中行宫”飞机，由总飞行师潘国定驾驶，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带着“两航”公司宣布起义的通电直飞北京。

　　大约到中午时分，北飞飞机已飞过武汉，进入华北上空，同时“两航 ”公司在港庄严宣布起义，背离国民党政府，回归新中国。“那一天的经历令我一生难忘，早晨8：00，我准时去上班。身边的同事凑到我耳边悄悄告诉我‘今天将有重要消息，千万别乱走动’。9：00，主管向大家宣布‘总经理已经驾机飞行北京’。那时我还没真正了解起义是什么意思，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工作，让我很快投入起义热潮中。”10：00，两航起义非常委员会成立便立即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两航起义。当晚，香港的晚报刊发了两航起义的重要新闻，同时刊登出全体起义人员的名单。萨克思说到此处，感到十分骄傲，因为这份签名报纸以后成了中国民航总局重要的历史文件，起义身份证明。

　　“从 11月9日那天起，两航公司的所有航班停飞，全面进入护产斗争。萨克思分在看守飞机的小组。此时，中航在澳门的电讯课也立即组织起来，保护在澳的‘两航’ 设备和器材，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并组织抢运。1950年1月19日，中航电讯课获知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并猎取中航在澳门资产，形势急迫，中央人民政府派特派员专程与港英当局多次严正交涉。那段时间港英政府冻结了两航资金，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是中央人民政府紧急汇来600万港币，支援我们，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感受到来自祖国人民的温暖。大家心中特别感动。”

　　周总理提议落脚天津

　　起义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至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有关人员。11月9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等一行。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起义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祖国人民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消息传来，全体起义人员欢欣鼓舞。

　　为了更好地安置两航起义人员，周总理提议：天津有文化有洋楼，生活条件比较好，到天津定居两航员工比原来的生活条件落差会小一些。而且天津离北京很近，交通方便。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空中霸王DC-4型飞机领航员的杨宏量回忆说：“我们降落后，受到了天津市人民政府负责干部的热烈欢迎。大家热血沸腾，纵情欢呼，歌唱祖国的强盛，庆祝起义的成功。” 起义时驾驶C-46型双发动机运输机的黄焕元先生回忆说：“我们在天津机场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在居住、生活、学习等方面给予了十分热情和具体的安排。”

　　萨克思从那时起从一个“上海人”变成了“天津人”。“我们是1950年1月底从九龙坐火车回到广州，稍做休整后便踏上了新的目的地天津，尽管路途遥远，尽管我们大多数都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生活，但是想到要建设新中国，每个人心中都急切地希望立即投入工作中。”(王月 吴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