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与两个案例

　　——重读《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

　　在1949年7月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许立群发表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一文，许文认为，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历史上一切阶级剥削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连它自己最后都要消灭”，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与组织状况”，决定了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不会变质腐化。

　　这话其实不是在吹牛皮。新中国建国之际，共产党人总体上表现出政治上的亲民、道德上的高洁、纪律上的严明、作风上的正派，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因此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政权。在那种清新的氛围中，他的断言应当是理直气壮、信心十足的。

　　就拿民主与特权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有着“真正的民主”，其实就是党的领袖、各级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干部(包括高干)并不享有特权，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现得极为明显。1942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有一次遇到一位骑毛驴的老人，从驴上下来同大家握手，一经介绍原来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给代表们谈边区的情况，并讲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可见，共产党高级领导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

　　然而，并不是每个共产党人、每个官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张垣铁路分局局长、后来的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蔺子安便是大摆官僚架子的代表。且看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张垣铁路分局局长蔺子安，接到华北交通部到丰台开会的通知后，他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为他准备专车：一节头等车，坐着他本人、执法队、警卫员及科员等十余人，另一节车皮载着他的小卧车；并且在事先即电令沿路各站职工人员听候在蔺局长到站时训话与“汇报工作”。“汇报工作”是饰词，主要是想摆摆威风，要让沿路员工迎接他。南口职工接到命令后，立即忙碌起来，打扫月台车站，整理内务，专车到来时，全体职工在月台上列队欢迎，等候训话。当时适逢蔺局长有些感冒，由随从的某干部代训了几句。本来就十分不满的职工，经此情景更为反感，纷纷说：“毛主席也没这大架子”。“国民党局长出来坐专车，解放军也闹这一套”……

　　所幸的是，共产党人的官僚作风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在同日的《人民日报》题为《向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社论中，除了清算蔺子安在工作上“用坏人不用好人”的错误之外，还清算了他“在工人阶级面前抖威风，摆臭架子”的官僚习气。结果蔺子安的职务予以撤销，“代之以没有官僚主义的、愿意给人民当勤务员的同志担任此项职务”。“蔺子安只铺张了一下就撤职”，可见，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作风并不宽容，并不姑息，并不遮丑，一有病毒就予以清除。

　　与“蔺子安摆架子”相似的是冀中军区参谋长李波打警卫人员耳光事件。1947年12月，石家庄仍在戒严时期，“李波同志因无正式入城证件，卡口哨兵不许他入城，李不听劝阻，反用横蛮办法强行入城。今年(作者按：1948年)四月李又去石家庄参观工厂，到一二九仓库时，拟入参观，仓库卫兵因李又没有参观证件，拒绝入内，李又采取横蛮态度要强行入内，但遭卫兵坚决阻止，李恼羞成怒，打了警卫班长一个耳光，事后警卫班长等向中央局提出控诉。”长官打警卫班长耳光，在过去军队里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当时却没有被忽视、被放过。

　　在共产党看来，违反纪律，“打下属耳光”，反映的是高级干部有着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权思想。因此，不能因为你是军里高级干部就“小事化了”，反而正因为你是军里高级干部才要“小题大做”。

　　中共中央华北局对李波这种有“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的行为予以警告处分。决定原文中说道：

　　李波同志大约以为纪律和秩序只是为约束那些普通人员和老百姓的，只有这些人才该遵守秩序，服从纪律；他自己是高级干部，可以站在纪律和秩序之上……这种思想是反动统治阶级思想的残余在党内的反映……无论维持纪律和秩序的人比自己地位高或低，也无论这些纪律和秩序对自己方便或不方便，都应无条件地遵守，而且应当是执行的模范。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否则国家的纪律和社会的秩序就无从建立与维持。

　　在当时，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批评和处罚的确是严厉的。我们今天会因为官员这么大点芝麻小事，就“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在《人民日报》上批判处理吗？

　　与备受折腾的铁路职工同样难能可贵的是，被掌掴的警卫班长没有屈服于参谋长的“淫威”，竟然向中央局提出控诉。这在今天尤其不可想象，难道他不怕遭打击报复？难道他不怕穿小鞋？

　　而当年石景山钢铁厂严重浪费国家资财，京绥全线贪污与责任事故，濮阳专署运粮的混乱现象，花旗营的撞车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体现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得到及时清理。正是共产党有着这样一个严格的、自觉的自我清理机制，才增加了免疫力和抗腐力，使党自身免于腐化变质。

　　我们常常将共产党官员的清正廉洁和奉献牺牲归功于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个人道德修养等因素。其实，即使在那个看重个人自觉、自律的时代里，共产党同样强调权力运作必须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许立群的文章这样说，“群众的事情通过民主集中的原则，由群众作主，不能由少数人专行独断。这样就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也使任何腐化贪污成为不可能……这和任何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害怕群众起来，逃避群众监督与批评的情形完全是相反的”。许立群自信共产党不会变质腐化就在于，群众的事情是群众做主的，不是领导做主的。

　　也许，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理想、精神和表现，使得许立群能理直气壮地发表《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这样的文章。

　　(2009年第9期《同舟共进》陈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