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著名的时代划分法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其后，又有英国学者将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在某些地区，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铜石并用”的过渡阶段。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主张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因已有零星的小件铜工具、装饰品等的出现而可以称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也正是东亚大陆多个区域迈向社会复杂化的时代。因这一阶段青铜、红铜和黄铜制品并存，合金铸造技术原始，铜器尚未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尚不具有权力身份标志物的意义，所以一般认为还未达到进入青铜时代的程度。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

　　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如前所述，“礼( )”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古代的社交礼仪中一定要伴有饮酒礼，酒就像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盉、爵，以及饮酒用的觚等。这些酒器当是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黏土精心制作而成，有些系用少见的白陶或黑陶。它们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的场所，大多随葬于墓中。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早的青铜容器数量极少，只有一部分高级贵族能够使用。除了王公贵族对酒器的重视外，就酒的加热而言，铜器还具有极好的传导性。

　　在中原腹心地区的人们掌握了复杂的铸造技术后，青铜这种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于延展性的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而不是别的什么物件，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本书主要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全书既有宏阔的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

　　《最早的中国》

　　许宏 著

　　科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