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和弟弟苏辙同科登第，在中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苏轼兄弟是如何创造这个佳话的呢？苏轼贬官黄州时曾说他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足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一代大文豪的苏轼，青少年时代也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差不多将全部的学习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去。

　　宋代科举最重进士科，竞争也最激烈，当时进士科考诗、赋、策、论，试题多出于经、史、子等典籍，这就要求举子既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又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所以，士子们如司马光所说，“日夜孜孜，专以赋、诗、论、策为事”(《议学校贡举状》)。苏轼也是如此。8岁进乡校，记诵经、史、子等内容，练习诗赋和策论的写作，大约10岁时，苏轼就曾在乡校中作《天雨联句》；还曾在父亲苏洵的要求下作《夏侯太初论》；12岁左右，曾拟作欧阳修的《谢对衣金带及马表》。

　　弱冠之年的苏轼已学通经史，下笔千言，“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现存早年的一些议论文，大多是为了应试而进行的训练，如《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合论》等，皆是苏轼应举前国家科考的试题，这显然也是他刻意经营的摹拟之作。虽然苏轼考前与其他举子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但他并非对各科平均用力，而是在全面出击的同时学有专攻，苏洵曾写信给张方平介绍苏轼的学业，说他“龆龀授经，不知他习”、“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上张侍郎第一书》)，可知苏轼自幼攻读经书，初学诗赋有成，后期则专注于孟、韩文章，致力于古文写作。他早年所作的议论文，文笔酣畅，说理透辟，结构严谨，又善于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适合科场考试的需要。

　　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苏轼已为“举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进士科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而以省试最为关键，殿试则形同虚设，基本是等额复试。省试考三场，先诗赋、次策、后论，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制，即以诗赋定去留。这种方法只重声律而不切实用，因而从真宗朝起，要求“先策论后诗赋”的呼声一直不断。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起用欧阳修主持科举改革，制定新的科举法，即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后诗赋。遗憾的是，次年范仲淹即下台，欧阳修也被迫离开中央政坛，他的改革方案根本没机会施行。直到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省试)，“先策论后诗赋”的科举改革方案终于得以执行，原来形同虚设的策论代替诗赋成为科场决定去留的关键。策论以经义为内容，以古文为载体，类似于政论题材的作文。因此，科场重策论的改革必然会推动古文写作的蓬勃发展。欧阳修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决心利用嘉祐二年科举考试的行政权力，扫除风行文坛的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从而使古文向平易朴实的方向发展，为苏轼的科举成名创造了绝佳的“机遇”。

　　苏轼能在嘉祐二年省试中决胜，对策论文体的擅长是重要原因。应该说，苏轼对“举业”的准备是非常全面的，但备考后期则对策论写作更加重视。这与苏洵的教育和引导有关，苏洵天圣、庆历年间举进士和制策(即制科，专考策论)皆不第，又亲身经历了欧阳修庆历时期的科举改革，敏锐地体会到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而且，他在对苏轼的教育过程中，也发现苏轼对孟、韩之文更有兴趣，于是因材施教引导苏轼写作古文。

　　苏轼省试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文风平易朴实，契合欧阳修打击“太学体”的决策。苏轼没有沾染当时“太学体”的习气，这应归功于苏洵的教导。苏洵自落第回乡教子，闭门十年未曾出川，所结交者如张方平，又大力反对“太学体”，因而没有教苏轼作“太学体”时文。在这次省试中，欧阳修雷厉风行地打击“太学体”文风，但凡为文险怪奇涩的士子一概黜落，而苏轼等文风朴实的士子皆榜上有名。

　　苏轼在省试中一举成名，接下来的殿试就一帆风顺了，从而为自己的应举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成功，当然离不开个人的艰苦奋斗和其父苏洵的精心培养。然而，时代机遇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欧阳修复出后及时推行的科举改革和文风改革，一举成名的佳话就未必能在22岁的苏轼身上发生。

　　邹春秀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