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典型诺贝尔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是个典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洲人，跨文化，很低的国际知名度，很不畅销，响当当的履历表，勇敢，正直，批判精神……同时，她也有“两不一没有”：一、她不是无名之辈；二、她不是无足轻重的作家；三、她获奖与政治没有关系。

　　“赫塔啥”背后的文化心理

　　瑞典学院10月8日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媒体普遍以“爆冷”形容之，美国媒体同样充斥着“赫塔啥”(Herta　Who)的态度，似乎又一次抓住了学院十八位老爷们孤高、自闭、欧洲中心以及黑箱操作的把柄。

　　《华盛顿邮报》当天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采用了如下标题：《抱歉，乔伊丝，今年还不成》，为多产美国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鸣不平。第二天，该报又以更为耸动的标题，综述美国文坛对该奖的反应：《作家获诺奖激起震惊与“呸”》。

　　“没啥好讲的，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作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如此回答该报的采访。纽约一位不具名的作家兼编辑则形容瑞典学院的十八位委员“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让他们这样颁(诺贝尔)医学奖，我们还得着小儿麻痹症呢。”他说。

　　假如这就是美国文坛的态度，我们将不得不充满敬意地怀念四个月前去职的贺拉斯·恩达尔———瑞典学院的前常任秘书。去年他公开表示，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无知”，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的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

　　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之后，美国作家已有整整16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两者之间的隔阂似乎越来越大。每年初秋，媒体照例大谈热门的候选人，菲利普·罗斯和奥茨女士总是榜上有名，有时还要加上托马斯·品钦和歌手鲍勃·迪兰。然而，在瑞典学院帮会式的保密原则面前，这是一份五十年内都无法证实的名单，只是由于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强势地位，公众相信了所谓“热门人选”的说法。于是大奖公布时，“爆冷”自然难以避免。

　　一两次爆冷还说得过去，如果年年爆冷，我们就该摸摸后脑，思考一下为什么。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瑞典人成心和全世界作对，否则我们必须无畏地怀疑自己是否孤陋寡闻。出版界和外国文学专家也该检讨有无失职，或者曾经在脑中自设禁区，主动放弃了许多研究和引进好书的机会。

　　还有另一个布鲁姆———阿兰·布鲁姆，他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虽然谈论的是大学教育，仍然言中今日美国的现状，即拥有开放与多元的昔日盛名，实际日益躲避崇高，消弭是非，最终导致文化上的封闭与知识界虚无主义的盛行———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视而不见的态度想必是个很好的证明。前年，他也曾非议多丽丝·莱辛的获奖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有人就此传话给莱辛女士，老太太故意打趣，反问：“哈洛德啥？”

　　追问背后的“诺贝尔情结”

　　正像年年爆冷一样，年年都有人在执著地追问：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答案通常是：很远，不过鲁迅曾经离它很近，有人还会加上沈从文或巴金。更有人焦急地掐算马悦然的有生之年，以此激励中国作家快马加鞭。出版商平时不去研究外国文学的佳作，只做畅销书，一俟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便蜂拥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收银台前，以天价展开版权争购大战。两三个月后，读者不明就里，受到腰封上诺贝尔三字的诱惑，以为里面的故事要比《哈利·波特》或《暮光之城》更好看，于是买回家并永远不会读完。所有这一切，十几年来，几乎年年在重演。由此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诺贝尔情结。

　　2006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曾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由2000年得主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引起的争论开始，重点分析了中国知识界从1980年代产生的“诺贝尔情结”问题，纵论民族身份、国际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她以为，因此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混合着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羡慕、怨恨和猜疑，实际上与五四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力图(重新)融入世界的努力紧密相连。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失衡的诱因，成了一种象征，在中国的想像中，其价值和威望大大超出了其真正的意义或国际文学的交流价值。”蓝诗玲写道，“以弗洛伊德术语解释，它是欲望的客体，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失，更进一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虚弱地位的象征。”

　　政治风云背后的道德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受到了“政治化选择”的质疑。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恭贺米勒获奖时，也无意间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现在，”她说，“在那座墙倒掉20年之际，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表面看上去，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在她的履历表上，带有20世纪鲜明印记的词汇比比皆是：在武装党卫队服役的父亲和叔叔，在苏联劳动营接受惩戒的母亲，秘密警察，审查、禁书与流亡……然而她更多在描写自己，回忆过去。怎样在那种痛苦中活下来，而不致堕落，或向死亡低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正像她本人的经历一样，此时你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将同时成为你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

　　当大墙倒下，铁幕融蚀，许多曾经反抗过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继续。她不断地回忆，反复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经历。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是都结束了吗？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政治目的来写作。诚如伊凡·克里玛所言：“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

　　本报记者康慨

　　摄影：丹尼尔·瑙克